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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岗桥公交站撤除引业主不满，从红岗花园至人行天桥这一段零点以后缺少路灯照射的“高危路段”成了北侧众小区居民的“心病”。一宗强奸案发生后，500人集体签名要求恢复公交站点（《公交站被撤引劫案频发？》）。最新的消息是信访办、相关部门领导同意暂时恢复该站台，待地铁修建正式封路时再取消，有关部门正研究灯光管理方面的事宜。

显然，灯光问题如何解决还需要市灯光环境管理中心进一步跟进。无独有偶，与上述新闻同时见报的一条新闻《外卖工反抗抢劫被捅两刀》同样与案发地灯光昏暗有着一定关联，新闻显示：事发的桥底夜间没有路灯，一片漆黑，行人和车辆也很少，经常有劫案发生。

两起事件都与路灯有着关联，由此循迹而上，我们看到的是相关部门对于民生问题以及类似“小事”的漠视和麻木，可谓患上了“漠视民生症”。以前者为例，一年多以来，小区业主为出行艰难、治安环境局部恶化而困扰，屡屡向有关部门反映，“强调恢复公交站对居民生活的重要性”，甚至以实名拨打市长热线并留言，但是均无有效回应。“高危路段”就这样“高危”了一年多，直至强奸案发生。以后者为例，事发的桥底“经常有劫案发生”，却一直未见有关部门的有效改进，直至外卖工倒在血泊中……为什么总是需要付出悲惨的代价才能“高度重视”乃至“认真解决”？

除了我们重复过千百次的体制问题以及监督困境之外，笔者更愿意从细节的技术层面来探讨这一问题。因为体制问题以及监督困境事涉全局，牵扯利益甚多，的确非深圳一城所能为。

深圳近年来热衷于制订各种指标体系，各界对此赞弹不一。笔者认为，其实制订指标体系这一方法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只要运用得当，只要对市民有益，完全应该大力推广。有市民曾讥讽A指标体系是作秀，有网民更认为B指标体系是“花架子”，皆因部分指标体系或立足宏观，或与实际的民生问题关联甚少，某些环节尚存在不够透明的缺憾，因此难以获得完全认同。

如果将类似指标体系的目标对象转为各区乃至各社区的民生问题，以民意铸就新指标体系，结果将会如何？比如，将泥岗桥公交站撤除引发治安问题，有关部门反应迟缓等问题列入该区相关部门的年终考核中，市民、网民会有什么反响？涉及官员会有什么反应？如果将市民的投诉率、上访率作为前述指标体系的最重要参考指标，有关部门还敢如此敷衍塞责吗？当然，最重要的是，在各个程序环节上都要做到完全透明公开，这方面可以借助网络和媒体的力量。如果市民的投诉率上升可能直接影响某些官员的政绩评定，而且这一过程通过采取措施，杜绝了拦截民意阻挠正常表达民意的丑恶行径，市民能够亲眼目睹全部过程，完全可以想象，此举将会极大地激发具有公民精神的深圳市民的热烈回应。这样的新指标体系又何来作秀嫌疑，又怎么会落个“花架子”的名声呢？

风雨无阻地点亮路灯本是市民对有关部门的最低要求，回家的市民、疲惫的外卖工需要它驱散暗藏的罪恶，点亮一片温暖，但是它却在业主千呼万唤和劫案频发的两处地点黯淡了很久，直到罪恶降临。

这是路灯的罪恶吗？当然不是！那么，这是谁的过错？

要想改变在上述类似事件中，有关部门不作为或者消极作为的现状，除了建设前述新指标体系之外，深圳目前要做的是让某些监督系统和投诉渠道从迟钝变得“敏感”起来，比如可以先从信访办和市长热线这两个渠道入手，当然，在改变之前需要充分征询民意集纳民间智慧，以免沦入自说自话的窠臼之中。□石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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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琴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