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天一花园居委会选举时设立了秘密写票处,许多居委会选举均采用此举。本报记者霍健斌摄

6月28日，宝安区上寮社区居委会、沙二社区居委会、南山区桃源居委会等三个居委会换届选举结束，至此，深圳为期两个月的居委会选举基本结束。由于承担着基层民主建设的重任，居委会选举一开始就不可能只是政府唱独角戏。其间，民间的思考、学者的争论、媒体的监督从没停止过。大家目标一致：希望居委会真正实现居民自治，实现基层民主。选举结束后，又到政府总结成绩和问题的时候，此时，民间的思考、学者的争论……无论来自哪一方面的声音，都不应被忽视。

选举闪现民间智慧

专家和官方高度肯定民间人士对选举制度的思考，认为居委会自治是培育现代公民最基本方式

4月26日上午，今年29岁的夏先生专门推掉了一个活动参加景秀居委会的选举。这一天，作为全市居委会换届选举直选试点，莲花街道办事处康欣社区的景秀、景怡、康欣三个居委会拉开选举序幕。

对于这一试点，政府和媒体都给予了足够重视。选举主会场选在景秀中学，匿名写票处、选民座位处、候选人座位处……整个会场布置得井井有条。会场内还汇集各大媒体记者，摄影机、摄像机不停闪，这阵势让候选人平添几分紧张。

“如果能安排选举时竞选演说或者类似于述职报告就好了。”夏先生认为直选是一种创新，推进了基层民主。但他感觉到，自己和周边部分选民对候选人并不太了解。夏先生说，虽然在选举之前，居委会选举委员会已经安排候选人分小组和居民见面、演说，但由于选的时候是下午两三点钟，正是不少选民上班时间，所以即便安排了这样的见面，不少选民也不了解候选人的情况。

夏先生的疑问反映出民间对选举的思考。在为期两个月的居委会换届选举中，来自基层居民对选举权利、基层民主自治的思考从没消失。他们在肯定选举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毫不讳言指出选举中存在的问题，提醒着政府部门把选举进行得更好，操作得更加完美。

在景田社区居委会选举上，多次投诉的周先生还是没有成为选民。对此，周先生认为是居委会选举委员会宣传工作不到位，导致部分居民不知情错失选民登记时间，应给机会补登。为此，周先生四处找相关政府部门投诉此事。

选举中，不少居民自发监督起选举工作方式、工作态度以及执行力等问题，成为推动基层民主的另一种力量。对工作人员的“选民登记率达到30%，选民登记就有效”的解释，周先生无法认同。他认为，深圳推行全市居委会换届选举直选率达到70%，就是想推进基层民主，让更多居民参与选举，工作人员照搬规定的态度不负责任。

“选举中闪现的民间智慧与思考不容忽视，反映了居民正在逐步重视自己选举权，表现出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深圳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教授邹树彬认为，随着我国民主进程的推进，民主法制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公民的民主意识越来越强，民主参与的热情也越来越高。而这种来自民间的监督声音，被媒体报道后，可以促使政府部门更好完善工作。

“居委会自治是城市居民实现民主权利的重要形式，是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深圳市民政局相关官员则认为，居民通过参与居委会的换届选举，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居民也通过居民大会或代表会议，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同时，通过居民自治，还可以将公共权力直接置于社区成员的监督之下，促进政府改善管理能力。因此，民间的监督力量不容忽视。

专家认为，居委会自治为培育公民民主意识和民主参与提供了实践的机会，是居民学习民主法制意识和习惯、培育现代公民最基本的方式。居民可以在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实践中，培育公共意识、参与意识、合作意识和契约观念，掌握参政议政方法，提高参政议政的能力，学会正确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居委会要解决存在价值问题

超八成网友表示没跟居委会打过交道，居委会只有履职到位，居民才会真正关心居委会

与部分居民重视选举权相比，不少居民则对选举不关心。在本报与奥一网联合开展的“你认识小区居委会主任吗”调查中，超过八成网友表示不认识居委会主任，超过八成网友表示从没和居委会打过交道，超过七成的网友不知道居委会是干吗的。

居民不关心居委会选举，并不是新鲜话题，已是老生常谈。“如果不上门登记的话，按以往的工作经验来看，选民主动登记率应该不到2%.上一届居委会直选，选民主动登记的参与率才1%左右。”在今年选举中，东晓街道办动员社区工作站的所有工作人员和社区义工开展选民登记。

“居委会要得到居民认可，深入人心，就必须解决其存在价值。”邹树彬认为，这种存在价值不只是法律上规定的“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概念，而要真正让居民感受到居委会与自己的关系、利益。

怡景居委会社区户籍人口达到6000多人，小区运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进行宣传，并主动上门每家每户进行了两三次登记，但效果都不是很理想。“主动上门联系，还遭到不少居民拒绝。”该社区工作站工作人员介绍，许多居民认为居委会换届选举与自己无关，不愿意参与到其中，使得选民登记开展较为不顺。

“人是理性动物，对居委会不了解，也没有兴趣了解，是因为这件事没有意义或价值所导致的。”邹树彬分析，虽然法律规定了居委会的自治地位，但现实中，居委会依旧承担着政府和行政性事务，居委会大部分事务都与政府的计划生育、治安等工作有关，对居民来说，很容易混淆居委会与工作站，而且加上部分居委会履行职责不到位，就更容易造成这种混淆。

事实上，多年来，居委会以“群众自治组织”的身份，在社区公共事务中扮演了全能的角色，承担了发展基层民主和加强社区管理的双重职责。由于角色和职能的冲突，居委会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民主与管理是社区工作的两大主题。本质上，两者是一致的，基层民主发展了，有助于加强社区管理；反之，社区管理加强了，可以为基层民主的健康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民主与管理在社区这个细小的空间却充满了矛盾和冲突。

在这一点上，学者与官员有共识之处。有专家分析，行政化倾向严重影响居委会自治作用的发挥。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转型，城市居民逐步从“单位人”变为“社会人”，机关、企事业单位将其承担的社会职能剥离出来，交由社区承接。但伴随着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政府管理工作重心的下移，政府相关部门对社区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纷纷提出工作进社区，使得居委会不得不承担起政府各职能部门下沉而来的大量行政事务。

“居委会普遍承担着社会治安、社会救助、就业再就业、计划生育等少则数十项多则上百项管理和服务工作。”深圳市民政部门一官员介绍，基层政府常常把社区居委会当作街道办事处的下属机构，经常下达指令性行政任务，把本来属于自己的工作任务下派给居委会，或进行检查、考核、奖罚，或签订责任书。在人财物都依赖政府的情况下，社区居委会实际上变成了各级党委、政府工作部门的承受者、操作者和落实者。由于政府下达的任务是刚性的，而群众自治工作本身具有较大的弹性，又缺乏必要的监督，居委会用大量的精力去完成政府部门下沉的行政事务，无暇行使民主议事权利，开展居民自治。严重的行政化倾向导致居委会的自治功能得不到实现，不能体现居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因而很难赢得居民的认同。

只有解决居委会存在价值，让居委会履职到位，居民才会真正关心居委会。比如，由于盐田区海涛社区居委会为社区做了很多实事，居民对居委会并不陌生。邹树彬建议，竞选时承诺为居民做什么，换届后进行述职报告，当初承诺的事情做了多少……当居委会真正成为自治组织，脱离行政化控制后，最终会和盐田很多居委会一样，得到居民认可与关注。

“居委会就是要当好居民的代言人，与居民形成共同的利益关系。”深圳民政局官员也认为，共同的利益是居民参与的基础，当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后，居民的诉求需要居委会来表达，居民的利益需要居委会来维护，居委会应该抓住这一时机，发挥自治组织的作用，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全心全意为居民服务，实实在在为居民办事，赢得居民的认可，激发居民参与居委会事物的热情。

让居委会回归群众自治组织

直选率扩大至70%，各区均超额完成指标，这只是居委会回归“长征”第一步

当民间草根自发对选举进行思考时，学者专家也同样关注选举，直选率扩大的意义就成为争论焦点之一。

在今年居委会换届选举中，直选率由上一届的47%扩大至70%，被当作今年居委会换届选举一项新举措而被媒体和社会关注。

“深圳期望通过直选，让居委会真正成为群众自治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把直选率放开到70%，相比以前是很大进步。”刘娅是本届选举观察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刘娅就表示，现在深圳居委会与内地居委会不同，内地居委会还是一个管理组织，承担政府职能，而深圳居委会正向完全群众自治组织方向发展。

事实上，直选率达到70%，是作为一项行政任务下达给六区。执行过程中，盐田区和光明新区直选率都达100%，其他区也都确定直选率超过80%.

刘娅认为，直选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使每一个选民关心社区，融入社区。从社区角度看，就是选出的居委会具有“向心力”、凝聚力，能进一步让居民对政府执政有一种政治认同。

范国振也比较认同直选率扩大的影响力。范国振是新当选的南天一花园的居委会主任，受当地居民喜欢和信任。“直选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把选择权全权交给居民，这是本质上的一种进步。”范国振表示，虽然民主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次直选，很明显地反映民主政治正在逐步向前进，这点微小但是可喜的变化，相信居民都可以感受到。

不过，刘娅建议，直选只是居委会回归“长征”的第一步，今后要想办法考虑居民安居乐业缺什么，需要什么，居民能从社区中得到什么，居委会要尽量满足居民需求。“人们总是对涉及自身利益的事情比较关心，所以居委会就要结合居民切身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这种服务，可以是公益的，也可以是有偿的。”刘娅认为，不单单是长期呆在社区的老年人有利益需求，上班族和年轻人也有利益需求。现在的选举过程中，出现年轻人表现冷漠的情形，其实是年轻人的误解，同时居委会也没有对其开发出利益需求，没有提供服务所致。

对非深户限制应取消或降低

“选举狂”放弃参选，专家认为取消或降低非深户选民的限制比直选更有意义

不取消或降低对非深户选民的限制，直选率扩大意义不大。对直选率扩大的影响力，我国著名选举制度专家、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看法不同。

今年深圳的选举规定，非本市户籍，但在本居委会范围有合法自有产权的固定居所、有固定合法生活来源、连续居住半年以上，并享有政治权利的居民，必须由户籍所在地的居（村）民选举委员会或居（村）民委员会出具本人三年内未在户籍所在地进行选民登记的证明，方具有选民资格。此外，选民登记时要出示身份证和户口本，这一点对深户选民同样适用。

江山，非深户居民，每一届都积极参与深圳居委会换届选举，但每一届都很“受伤”。虽然今年准备了不少资料，但最终由于选民登记时要出示户口本一项，江山打消了参选念头。

“对于非户籍市民来说，门槛太高限制了参与进来的第一步。”江山举例，一个居委会选民资格，需要6道繁琐的程序，这些成本，全部都需要选民自己承担。在一个基层民主意识已经成熟和完善的社会，这些成本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在一个公民基层民主意识还处于鼓励和培养阶段的社会，政府应该做的首先是降低公众的参与成本，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恰好相反，设置种种门槛，实际上已经成了对公众行使这一权利的阻碍。

由于不关心选举、回老家开证明拿户口本麻烦等原因，深圳不少社区几乎无一例非深户选民登记。

从目前的一些程序规定上看，江山并没有感觉到，作为一个公民，自己行使居委会选举权是被鼓励和被积极欢迎的，反而是一个艰苦的工程，这并不是一种正常合理的现象。

“居民委选举，就是居民选举自己的自治组织，非深户在深圳小区里购房居住，就是小区居民，有权利选举自己的组织，为何还有条件限制？”李凡说，他前段时间去广西作调研，广西有城市就规定，在此处购房的居民既可以在当地选举，也可回老家农村选举。

选举中，有部分积极的非深户选民托人回老家开证明、拿户口本，或成为选民或当选为居委会主任等。“这恰恰说明非深户对选举的关注，但这些人只是积极性比较高，不怕麻烦。”李凡认为，居委会选举是居民的一种选举权，政府应该尽可能方便居民参加，简化居民参选程序，不应用行政手段增加居民参选成本。

“几万人的社区最终由几百人来选自己的自治组织的现象不正常。”李凡认为，深圳一千多万人口中，深圳户籍仅200多万，常住人口达到800多万人次。在这种情况下，深圳的选举更应去探索移民城市下的居民自治如何进行。很简单，选民登记没有必要必须出示身份证和户口本两项证件，而且也没有必要要求非深户选民回老家开证明，这两项限制都应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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