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湖

汶川大地震带来的伤痛依然弥漫在每个中国人心里。“你为灾区做了什么”不仅是震后人们之间的口头问语，更成为公众对其他个人、团体乃至政府道德性评价的最基本标尺。

所以，当王石宣布万科捐款200万并且规定公司员工捐款以10元为限的时候，公众的反应是如此强烈。王石给出的理由是，救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应该成为常有机制，并且企业不应该被救灾的重担压制。显然，王石给出了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式的答复：市场经济下的企业不是政府的私货。私人性的企业产权属于每个股东，企业首先要保持自己的生存，并且只有自身先好起来，国家才会好起来。

那么是公众错了吗？灾难面前，用财物这个最原始最朴素的标准来评判他人作为的标准错了吗？公众的理由很多，但最基本的应该是万科捐献出的财物与其收入不符合。企业的成长与发展的确是企业自身努力的结果，但是，企业如同个体社会人一样，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发展，企业正是靠着与社会的默契、滋养而成长起来。那么企业在社会面临危机的时候就必须承担起应有的、与身份相配的责任。所以，公众对万科的愤慨，首先是个道德层面上的谴责，而权利与义务等类似法权意义上的评判，或许有，但也还是以道德为基础的。

这样，万科权利观与公众道德观的冲突就不是一个鸡鸭难以对话的命题。相反，正是市场经济发展背景下，自由主义式企业观深入企业家内心之后，公众自发形成的社群主义式情绪的反抗。

按照现代社会领域的划分，企业与个人、家庭等都被划入私人领域。如果承认中国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都在逐渐成熟，那么，万科这个上市公司、社会公众企业就应该有更多私人属性。所以，这又决定了公众出于道义对万科的谴责本身就是一种权利观的体现。笔者个人认为，万科不是国有企业，也就没有法权意义上的义务去担待责任。但是，基于道德这个私域的评判，万科不得不有所担待。

其实，自由派的权利观并非一定与社群派的道德观冲突，在权利凸显的时代，道德的标准也会重新定位。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观点对峙，唯有通过不断沟通与对话去消解。□李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