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选举日程，深圳六区选民登记已基本结束。面对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居委会选举，部分具有选举权的深户居民并不热情，连选民登记都不愿参加，放弃了选举权（见昨日本报A38版《选举居委选民不感冒？》）。

对于这种“冷淡”的更细化表述，笔者所观察到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情节是：当工作站人员给部分选民打电话及上门通知时，得到的回复多是“这个关我什么事，不想参加”。但在另一地点，我们又可以看到选民热情的一面：沙头角社区居委会主任沙锦涛任期届满之后，他本不想再参加这届选举，社区的老人知道后，纷纷在家人搀扶下到办公室做他的思想工作。

这种冷热两极的对比，至少说明影响选民选举热情的，固然有组织者进行宣传动员的方式原始、效能不彰的因素，但在更多时候，笔者相信是基于对所在居委会工作状态的观感。为社区居民服务，体现居民意愿，应该是居民对居委会的最大期望。沙锦涛之所以获得居民认可，就在于他认真为居民办事，比如积极与政府部门沟通，简化了居民进出购物和办理有关事务的手续。

笔者认为，部分居委会管理的民主化水平不够高，所获得的认可程度自然是可以想见的。一方面，目前的工作人员相对于居民，到底应该有哪些具体责任？不尽职尽责又将受到何种处罚？居民对于居委会的监督和制约又体现在哪里？类似的规定和制度可能还处于模糊状况，这就使管理者缺少责任感和压力。

另一方面，居民耳闻目睹的，是有关社区民主自治的种种美好言说，或“全心全意为居民服务”的豪言壮语，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又不太能够感受到居委会为居民服务的能动性。在这种抽象政治的氛围之中，久而久之就会生成麻木的心态，最终没有兴趣通过相关公告去了解繁杂的选举事宜。

因为对管理者的不满，就放弃选举权———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这是在一定的政治民主情境下，必然会发生的现象。因为，除了行使选举权的投票方式，居民其实应该拥有其他渠道，来表达对社区事务的关注，来伸张投诉、促使居委会履行职责等权利。

当然，在社区管理体制的革新上，我们已经看到了政府构建“一站一居”、“居站分设”新模式的努力。其实这种形式上的“变身”并不难，难的是政府自上而下地破除行政化对居委会自主性的束缚，并给居民足够的自主空间。而尤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如何防止荒腔走板。一些本来应该由居民自己行使的权利被架空，而居民不应承担的义务又通过居委会硬性地落到了居民头上……类似的现象不能再以“转型阵痛”的名义发生。

毋庸置疑，作为群众自治性基层组织，居委会回归自治本位，乃至自主功能获得强化都应该得到制度保证。基于这种考量，在选民登记率不高基本已成定局的背景下，最值得期待的是选举过程尘埃落定之后，政府着手破局的更切实举措：减少行政干预，剥离居委会所不应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能；给予居民自我成长的空间，相信他们有智慧和能力对社区事务进行自主决策、自主管理、自主监督。这种民主历练和自治实践，不仅可以检视政府还权的诚意，还可望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倒逼机制”，促使居委会提升社会化服务的水平。

让居民多少获得一些实实在在的、而不是抽象政治范畴的当家作主的感觉，才谈得上居民的公共精神培育。一旦居民体味到民主自治的重要性，激励其参选热情还会是一个问题吗？□晓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