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7月某一天,工人正为沙嘴一家卡拉OK厅装修外立面。据悉,这里的娱乐场所已大大减少。本报记者陈以怀摄(资料图片)
“客观讲,深圳还需要城中村的存在。
一方面,大量外来人口需要低成本栖身地,另一方面,从形式到根本完成城市化历程还需要人心的转变———城中村原住民的蜕变,这一阶段,将成为深圳城中村进化历程中的‘后城中村时代’。”
———市城改办主任陆士忠
截至去年底,福田辖区每平方公里人口超过2万,是世界人口较密集地区之一,其中城中村人口更高达每平方公里8.8万人。该区启动的城中村改造、整治、转型“三大战役”为:全面推进城中村改造、彻底整治城中村娱乐场所、大力推进城中村物业经营转型。
奥一网 昨日,福田区有关部门介绍,去年,该区财政投入2.7亿元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和安防监控等方面的改造完善,目前城中村各类治安及刑事案件下降了80%,“黄赌毒”泛滥问题基本解决,综合环境质量不断改善,人口素质逐步提高,产业置换顺利推进。其中,水围和沙嘴村的正当从业人员比例分别占总人口的95%和75%.
毫无疑问,沙嘴变局,其背景是福田区城中村的全面改造与转型,更是深圳市城市更新的主要内容。
[贡献矛盾并存]城中村需要一个客观评价
“从某种意义上看,沙嘴的整治更是城市更新的一部分,这也是一项全新的工作。”福田区城改办主任郭鹏生认为,福田区城中村在深圳范围极具代表性。福田地处中心城区,在发展中城中村对廉租群体的贡献很大,但同时与城市管理要求的矛盾也很突出。“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如何妥善处理好这个矛盾,确实是很大的挑战。”他尤其强调,“城中村不是毒瘤,对其成长一定要有一个客观评价。最重要的是,只有在客观评价的基础上,政府才能做出最正确的决策,改造才会达到预期效果———了解城中村才是改造城中村的基础。”
“以往的二十年中,深圳的发展形态是一条政府与农民集体共同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路径。”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城市经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津奎说,“如果说城市构架搭建起来后,谈城中村是毒瘤,二十年前是功臣,二十年后是罪人,这是非常不恰当的。”
现在的城中村,依然按照城市进入之前的原来村落布局形态发展,自然分布。1992年以后,特区内城中村农民一夜之间洗脚上田,身份从农民转换为城市居民,“但在其思想意识、组织方式等方面依然保留原来农村集体经济的形态。”郭鹏生分析,他们与真正的城市居民最大的区别在于其生活来源和居所是不能分离的,用于种田的土地改为种房子,其生活居属和来源高度重叠。另外,其原来的农业技能在城市中没有发挥空间,同时又严重缺乏城市生存技能,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事先角色转换,对土地无限依赖,这也成为今天改造的难点之一。
[改造非技术问题]意识和习惯转变需时间
而在城中村社会管理方面,外来人口大量进入以后依然是本地原村民集体的自治,“这种管理模式,我们可以看作是政府对原村民集体的委托管理。”李津奎说,管理内容包括了从村内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到日常社会治安、卫生保洁、计划生育等全方位的内容。
多家机构联合推出的福田区城中村改造研究报告显示,1992年改制之初的职能划分是,社区居民委员会承担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各项职能,股份公司则把重点放在公司经营方面,不直接管理社区事务。但在实际履行职能过程中,股份公司有足够的资金来承担社会管理职能,人力基础和威信更高,自然而然地包揽了大部分社区管理职能,居委会则处于次要地位,甚至无足轻重。与此同时,政府在自身不能有效管理城中村的情况下,也默认了股份公司的管理职能。
以沙嘴为例,沙嘴股份公司历年投入社区的市政道路、水电设施等基础建设的资金约有5000多万元。另据统计,福田区15个股份公司对社区内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自1992年之后的12年间累计投入在8亿元左右。仅2003年一年,不含渔农村和皇岗村,13个股份公司对市政设施投资总计8000余万元,其中三沙和岗厦均超千万,下沙更高达1760万元。
有分析人士指出,福田15家股份公司虽然没有建成高质量的符合深圳国际化城市要求的城市基础设施,但基本满足了居住在各城中村的80多万中下层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开展商务活动的需要。同时,更为福田区财政省下大量支出。
问题关键是,城中村与城市社会由此出现隔阂,消防、环保、治安、卫生等问题接踵而来。因此,城中村需要向规范化管理转变,而沙嘴物业公司的成立则是一个信号。实际上,对沙嘴的整治和改造试点在2005年就已启动,一为综合整治,引入健康产业使其经营规范化;二为优化环境、进行局部改造,提升其土地和空间价值,还有一部分市政设施也纳入综合整治局部改造范畴。
“城中村改造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有充分的时间来完成其意识、生活习惯的转变和组织管理构架的转变,一步到位的只能是阶段性的工作。”郭鹏生认为,城中村的改造缺乏经验,加之法制上的滞后,不确定因素太多,这些都是改造的难点。
[解决顽疾困扰]唯有全面整治彻底改造
“从深圳全局看,对城中村的改造模式基本就是两大块:全面改造和综合整治。”市城改办主任陆士忠说,“如果说彻底解决问题,重建是好办法,但不现实。”
2006年年中推出的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中长期计划、即五年计划中显示,对特区内的城中村改造目标是“全面完成综合整治”,争取在2010年前特区内拆除城中村私宅面积约400万平方米,达到总量的20%;特区外将重点推进各组团中心区、重要发展轴线周边地区以及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居住环境极差的城中村的全面改造和综合整治。主要要达到“推动特区内外一体化建设、使特区外城市化水平和城市面貌与特区内接近”。
据介绍,深圳去年全面布局“大规划”,加快关外四个新城的建设。陆士忠称,深圳城市与城中村的真正融合是要与人接轨,从形态上首先要融合社会管理体制。对城中村的改造“不能遍地开花”,现在已经改造完成的“正在经受时间的检验”,“这是必需的过程。”陆士忠说。
事实上,在2006年福田对三沙边整治、边改造、边检验的过程中,福田区曾向市政府提交报告:建议市政府加快对城中村整体改造的步伐,城中村问题是深圳市发展中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是困扰深圳建设和管理的一大顽症。唯有彻底地改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另外,建议加大政府部门责任追究力度,城中村所暴露的问题绝不是整治带来的,最早可能要追溯到特区初建时的规划问题、行政许可问题,以及政府相关部门长期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今后,对新发生的此类问题的责任追究应该搭建一个可操作的平台。
与此相关的是,深圳陆续出台5个规范性文件,对积极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步伐起到了客观指导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城中村改造五年计划中重点提到“提供财政保障、发挥资金作用”,多个改造项目普遍存在资金制约问题,必须保证对城中村改造的财政扶持力度。于2007年出台的这个暂行办法让陆士忠很兴奋:“3年有8个亿的盘子支持各区城改资金申请。”
[发展需要人才]城中村年轻一代是希望
五年计划的长远目标是“使城中村逐步在产业发展、社会管理、文化心理等方面完全融入城市”,而在目前,陆士忠认为:“客观讲,深圳还需要城中村的存在。一方面,大量外来人口需要低成本栖身地,另一方面,从形式到根本完成城市化历程还需要人心的转变———城中村原住民的蜕变,这一阶段,将成为深圳城中村进化历程中的‘后城中村时代’。”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园区经济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主任蒋学民在进入城中村调研时发现,南山区28个股份公司,只有一家创办了高科技电子企业,且运作得比较成功,“但这只是一个特例,无法推广”。实际上,众多股份公司早期频频试水的多家企业大多濒临夭折。至目前股份公司大多不参与社区内企业经营,只是“相对稳固地以租金作为主要收入”。“自己无法经营,外聘管理人员到后来也都无法控制,经常可以看到经营者赚得钵满盆满、但企业却亏损的情况”。这其中一重要原因是城中村原居民知识不广,文化水平偏低。
调查显示,沙嘴原住民学历为初中以下的占了75.6%,大专以上则仅有5.8%;下沙的情况也类似,两个比例分别为79%和6%.这种情况在深圳的城中村中比较普遍,中老年人一般只有初中以下文化,年轻人文化在高中以上,高学历者少之又少。
蒋学民看好城中村下一代居民的成长,他认为,生活在城市、从大学中归来的城中村年轻一代是城中村未来希望,有了这批人,城中村靠物业经济积累起来的资本优势会继续转投到实业上。“恰好,这就会完成了城中村原住民蜕变的最难的一个过程———思想意识形态的蜕变。”蒋学民说。
郭鹏生也认为,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城中村改造,即从意识到管理各个方面的转变,至少需要二十年左右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