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时评 又见警察打记者，又是群情激愤，舆论大哗。

如果从民权保障的角度察之，传媒对“警察打人”的“高度重视”和“不依不饶”实在属于理所当然———如果执掌国家暴力机器的警察权不能被驯服在法治的“笼子”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将生活在恐怖之中。

当然，惯常听到的回应是，“警察的主流是好的，滥用权力的只是极少数。”我也极为认同这一说法，但根据“木桶原理”，决定木桶容量的并非长板，而是最短的那块板。同样，决定警察形象的其实并不在那些好警察身上。100个好警察以其卓越的言行在公众心中日积月累树起来的好形象，个别警察的一次滥权伤民就足毁之殆尽。

如我们所知，警察的形象事实上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公安局的秩序代表着国家的秩序，警民的和谐就代表了社会的和谐。警察形象的重要性其实已不需要宏观大义的反复强调，问题在于，我们的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证警察不滥用权力。

我们其实并不缺少这样的制度。比如手铐的使用，《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8条中就有明确的限定。只有当警察在执行任务时，“遇有违法犯罪分子可能脱逃、行凶、自杀、自伤或者有其他危险行为的”，方可使用手铐、脚镣、警绳等约束性警械。在深圳的个案中，被反铐双手的记者显然并非“违法犯罪分子”，更无可能有脱逃、行凶等行为。警察如此随意使用代表国家威权的警械，违法已是确凿无疑。

当然，庞大的警察机关里出现极少数的害群之马并不意外，也不足惧。如果我们能够在制度上及时践行责任追究，并积极校正因警察滥权而带来的伤害，就能够还信于民，获得谅解。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效的错误矫正机制才是保证警察形象的关键。针对警察的诸多立法中，其实并不乏“禁止”性规定，行政层面的“三禁令”，“九卡死”，“外树形象，内强素质”等运动在各地公安机关也从未中断。但从制度设计的层面看，再多的道德宣教也无法替代法律责任。而我们的制度中，最为缺乏的，恰恰就是具体而细化的责任机制。比如上述《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虽有“法律责任”的专章，却只有两个条款，其有一条还是有关参照《国家赔偿法》对被害人进行补偿的。另一条则规定，“当人民警察违法使用警械、武器，造成不应有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注意了，连行政处分都必须以“造成不应有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前提，如此宽松的责任机制，对警察滥权怎会有足够的约束力？

□王刚桥（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