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重温解放思想 深圳再出发

奥一网 两年前，长期关注深圳及珠三角问题的独立政经评论员金心异在“深圳圆桌”会议上提出了“社会硅谷”的概念。尽管管未能引起官方的共鸣，之后两年，他仍不懈地在政协会议及其他不同场合“推销”这一概念。

在金心异看来，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应成为新一轮思想解放的攻坚任务，深圳该做也具备这种做的能量。可以在成熟的罗罗湖、福田区像打造高科技“硅谷”一样打造深圳的“社会硅谷”。这不仅能让社会的创新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以解决更多的政府难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且能在短时间内成为官员的“政绩蓝海”。

金心异，笔名金城，199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现为《21世纪经济报道》编委，深商研究会副秘书长，因特虎“民间版深圳蓝皮书”主编。长期关注深圳及珠三角问题的独立政经评论员。

深圳应成为社会创新的集中地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在博客上称，自己“鼓吹”“社会硅谷”的概念两年多了，究竟“社会硅谷”是个什么概念？

金心异（以下简称“金”）：“社会硅谷”是在西方社会管理中已盛行了十多年的概念，是一个能有效解决很多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它借用了经济和科技领域“硅谷”的概念和模式，指向由“政府部门、基金会、非营利部门和商业部门”所共同构成的社会创新体系，可发动起各种资源和能量推动社会创新。

记：过去我们提“硅谷”，通常是指科技领域。“社会硅谷”可不可以通俗地理解成“社会创新的洼地”？

金：是的，社会创新的集中地。

记：你“推销”这一概念两年多了，为何乐此不疲？

金：因为目前深圳很需要这种理念，不仅深圳，对整个社会转型中的中国来说都很需要。它能解决深圳急剧社会转型期所遇到的诸多政府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而且深圳作为一个传统包袱较小的城市，更有条件和优势来建“社会硅谷”。

记：你说深圳需要这种理念，它能给深圳带来什么？

金：深圳是一个太年轻的城市。1991年之前，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深圳还只是一个开发区，不是一座城市。经过近30年的发展，深圳才慢慢有了自己的社会和社会结构。中国城市该有的元素深圳也都在得到不断补充，目前，保守估计也至少有500万人不会轻易离开这座城市，为这些人提供社会服务的社会产品正在被大量地开发出来。

此外，随着社会的不断复杂化，旧有社会保障体系瓦解而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建立和完善，一些社会急剧转型期间出现的社会问题，在深圳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比如社区管理、社会治安、青少年犯罪、长期性失业、贫富差距扩大等。而这些问题依靠传统的政府解决模式，效率低效果也不佳。而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这些依靠政府力量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一些社会企业能很好地自发地将其消化。国外利用这些“社会企业”解决了一些最为棘手的社会问题，比如艾滋病、精神疾病、失业、文盲、犯罪和吸毒等等。

可以说“社会企业”创建了新的社会基础设施，重塑了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增强了社会凝聚力。而这些正是目前深圳这个移民城市需要的。一个最经典例子是英国一个优秀的社会企业家在治安极差的社区，组织居民们成立了安居合作协会，不仅创造了包括运动及社区运动设施在内的社会基础设施，协助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还让整个社区团结起来，创造了300余小区无犯罪记录。这样的经验完全可以被深圳借鉴。

诸多制度制约着社会企业成长

记：借鉴这些经验，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金：打造“社会硅谷”需要有一个鼓励“社会创新”的环境和众多成长起来的“社会企业”，以及一批有能力的“社会企业家”为基础。

记：这三个方面的基础，深圳齐备么？

金：只要政府的思想稍微解放，这三个方面的基础都不成问题。首先是民间这种需求已经表现得很旺盛了。近几年，各种NGO在中国蓬勃发展，都有想解决社会问题的愿望，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包括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负责人，具备社会企业家具备的很多素质，活动能力强、有资源、有渠道，无论是他们自身的质素，还是他们的总量上都不少，且深圳人乐于接受新鲜事情，像社工机构、义工联，深圳都是最先在国内形成规模。此外，深圳的社会组织非常有现代创新精神和完善内部结构的理念，像深圳律协在全国率先票选会长的经验就说明这一点，深圳的社会企业有强烈创新的愿望，民间有这样的基础。但是目前政府的思想还不够解放，在制度环境方面有诸多制约。

记：你说的制度制约表现在什么地方？

金：从目前来看，政府没有创造好一个鼓励“社会创新”的环境，使深圳“社会企业”的成长受到束缚。实际上，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对整个社会体制改革有非常清晰的思路，对社会组织也有非常积极的态度，十七大最高决策层对社会体制改革的要求也是明确的。中央的态度很清楚，而地方的政府，因怕麻烦，思想还不够解放。在操作中，缩手缩脚，没有紧迫感。以深圳为例，对NGO的设立基本上持严控态度，原则上不批。即使批，过程也会相当漫长。像我们的深商研究会，10个月才注册下来。一个部门的领导还跟我说“你们太幸运了，竟然10个月就能注册下来”。

社会体制改革可操作空间很大

记：你认为在这一块政府的思想解放有哪些空间？

金：这是政府必须做而且能做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改革正在过大关，到了往深水区走的时候。过大关无非有三个方面，即市场、社会和政治。市场改革的最后攻坚战，只剩下最后的垄断性行业改革，比如铁路、金融、电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重新建构政府治理体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改革，则要将政府以前越位的地方退位，将社会空间还给市场和社会。

前两块地方政府做起来难度很大，有的甚至根本做不了，惟独第三点———社会体制改革，地方可操作的空间很大，只要地方政府稍微解放一下思想就能出很大成绩。

但社会体制改革，必须有一个成熟的社会和市场，否则会呈真空状态。而成熟的社会其前提就是必须培育社会组织。我说深圳能做的原因是中央的大方向已经让地方吃了定心丸，像刚才提到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十七大，都有明确的说法。

深圳可以做的，比如社会组织注册时不一定必须要多少数量的户籍人口等，这个即便是民政部规定的，深圳也可以突破一下，因为深圳是个移民城市。而且这方面的突破也是有的，像盐田的居委会选举，非户籍人口也进入了候选范围；且这一块做好以后，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社会局面，使深圳改革形象再一次跃然纸上。

记：有没有明确的可供操作的建议？

金：一是可以先在政府认为风险较小的领域进行突破。政府应该“三放”，即放胆、放心、放手，让他们自我完善。比如为深圳企业、商业、产业提供服务的领域，让他们自治。二是鼓励文化创新。文化领域除产业、文化企业外，放开文化方面NGO的设立，不要设置过高门槛，过多关卡，不要管他们是否能成活，不要限制其办公场所，做好管理就行。此外，软科学研究，比如科学技术研究，不一定非要公司才能去研究，应允许民间成立研究所，让行业协会去管理。深圳目前社会科学研究非常薄弱，但政府又不愿投资到非官办机构。

还有一些如能解决老年人问题、婚恋心理问题、青少年犯罪、环保监测等问题的组织，政府也应放手，社会对环境的监测监管比政府更有力。

另外，还可以在税收方面鼓励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公民，将更多的钱来支持致力于创造社会福利的社会组织，鼓励本土企业回报社会承担社会责任。目前企业大多将钱捐给政府的大学，捐给政府，这其实是个错误，在这方面政府要引导他们投向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组织。

像云南对NGO的政策就相当开明，整个社会发展也都走在全国前面。

社会硅谷能创造大量就业渠道

记：好像不仅是云南，香港特首在去年初也明确提出鼓励社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金：是。香港社会已经很现代很丰富，还要致力于发挥社会企业作用，深圳没有道理不在这方面先行一步。而且现在深港要合作共建国际都会，除了基建、经济、产业的对接外，两个城市的社会是否能对接，这也是一个关键。如果两个社会群不能互相接纳的话，深港国际都会无法成为现实。

这一点较国内其他城市而言，深圳有非常好的地缘优势，在全国最有条件建成“社会硅谷”。深圳可以先在一些成熟的城区开展，比如福田、罗湖。这两个区除了高端服务业和研发方面，作为产业发展方式的空间已经很少了。而社会创新方面则大有可为，完全可将罗湖打造成“社会硅谷”试点区，给罗湖成熟的社会再次注入活力。

此外，这也与深圳的创新气质相吻合。既然深圳想做一个创新型城市，改革作为其生命基因，不应仅局限于科技、企业管理，还应在文化方面、政府管理方面创新，更应包括社会的创新。

如果深圳能明确提出“社会硅谷”并在制度创设方面予以配合，将创造大量的就业渠道吸引更多高端人才。而且这些就业岗位对深圳这个城市的丰富和成熟有帮助，大量有知识、有思想、有文化的专业人才积淀在这个城市里，完全是一个巨大的就业方向。它也不像其他产业需要很大的地方，但可以开发出很多社会价值，创造更多的社会需求。

专题统筹：本报记者 李斌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秦鸿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