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8年突如其来的雪灾，再加上春节长假，都丝毫没有影响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在南粤大地，尤其在深圳特区的持续升温，由本报和奥一网联合策划推出的《血路：想起袁庚和梁湘》系列报道在海内外产生的反响也在继续发酵。我们重温历史，旨在强调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合法性和必然性；我们聚焦曾经公开或未曾公开报道的锐意改革之人和事，更在为当下和未来蓄积改革勇气。我们的报道亦无意于止步在“回忆过去的辉煌的阶段”，本报将在继续吮吸历史改革养料的同时，陆续推出“思想大解放，深圳再出发”第二阶段系列报道：深圳的下一条血路，重点转向关注现实，针砭时弊，为深圳当下的思想解放建言把脉，为深圳早日杀出下一条血路呐喊鼓劲。

有“乌托邦守望者”之称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南山附属学校校长李庆明，在过去5年里，在他的校园里默默地进行各种不同的教育实验，每年都面临着要“下台”的传言，他坦言不知道“还能走多远”。今年1月，由本报和奥一网联合推出的《血路》系列报道，被李庆明这个有意做教育领域“改革工兵”的人视为往前走的“精神依靠”。他要求全校老师学学习《血路》系列报道，以鼓舞士气，更有勇气地走向下一个5年。在李庆明看来，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就是完成上个世纪初就开始的未竟的思想启蒙事业，就是一场新启蒙运动”。他认为，应该抓住的一点就是认认真真地做好思想启蒙，使整个民民众都受到一次思想洗礼。

◎李庆明

1959年生于江苏南通，知名特级教师，曾在崇明岛进行4年多乡村教育实验，2003年受中央教科所委派至深圳中央教科所南山附属学校任校长至今。力推新启蒙，倡导并大胆实施“都市田园教育”、“新文化教育”、“新公民教育”、“新精英教育”等，被业内人士称为“狂人”、“骑士”、“另类”、“乌托邦守望者”、“能为深圳教育带来希望的人”。

（《血路》报道）为我们找到了一种精神动力……来深圳之前我就听说过袁庚，我一直认为，如果说邓小平是伟大的设计师，那么袁庚就是第一个登台的表演大家。

“真正的思想解放，重要的是把思想观念变成具体的社会实践，变成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的整体安排和运作，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民众的蒙昧意识才会被真正地消解掉，才会真正地培养出具有公民意识、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新人类。”

――李庆明

重提思想解放要让整个民众受到一次思想洗礼

记者（以下简称“记”）：《血路》系列报道推出后，你在学校的大会上要求全体教师学习，为什么会这样关注这组报道？

李庆明（以下简称“李”）：因为感动，也因为我们找到了一种精神动力。我们学校很年轻，前一个5年我们在教育方式上做了一些实验性的探索，后一个5年该如何向前走，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我们需要一种精神动力。来深圳之前我就听说过袁庚，我一直认为，如果说邓小平是伟大的设计师，那么袁庚就是第一个登台的表演大家。我们学校有意打造中国教育的都市田园，看到当年拓疆者的往事，他们的精神让我们备受鼓舞。这组报道很及时，为我们在往下一个5年走的时候提供了精神依靠。

事实上，我还关注到你们近期的“思想解放”大讨论，也参加过广东省的思想解放讨论。

记：对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你有什么不同解读么？

李：在我看来，“思想解放”实际上就是“思想启蒙”，就是完成上个世纪初就开始的未竟的思想启蒙事业，就是一场新启蒙运动。什么是启蒙？这个话题在学术界讨论得比较多，可谓众说纷纭，按照康德的说法，启蒙就是人类从不成熟或蒙昧状态中摆脱出来，就是善于运用我们自己的理性。中国的启蒙事业一直处于断断续续的状态，一般都认为“五四”运动是一个很彻底的思想启蒙运动，但是我不这么认为，“五四”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思想启蒙运动，李泽厚先生曾经认为思想启蒙运动遭遇了严重的危机，那就是启蒙被救亡压垮了，他说的启蒙和救亡这样一个现代思想史上的“双重变奏”，在我看来是一个并不和谐的变奏，因为民族的、社会的、政治的乃至军事的动荡使得思想启蒙一直处在边缘化的状态，这是将近一个世纪我们没有做好的事情，所以才出现了10年“文革”这样很可怕的倒退。今天重谈思想解放，我觉得应该抓住这一点，就是认认真真地做好思想启蒙，使整个民众都受到一次思想洗礼。

记：你的意思是新启蒙是一次全方位的？

李：新启蒙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经济观念的变革，应该是全方位的思想和灵魂的洗礼。思想家们应该对中国的未来社会进行全面的设计。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有一个思想解放的前提，起初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激起空前的思想解放，后来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张，这对突破和结束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启蒙作用，金钱不再是万恶之源，钱不再是个坏东西，而是变得有意义起来了。追求幸福没有什么不好，我觉得，在整个国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时候，为了民生、为了社会、为了国家的发展提出以经济建设为核心，自有历史的合理性，但是，这不是思想启蒙的全部。

价值取向的偏差导致最初的改革被窄化

记：你的意思经济改革是被窄化的思想启蒙？

李：嗯。事实上蛇口当年的改革，最初也并不单纯局限在经济变革，而是全面涉及到经济、民主、文化等领域，可惜后来在推及整个中国时，它被窄化了，变成了经济本位的变革，我认为这在价值取向上出现了偏差，所以现在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要寻求全面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启蒙。我认为真正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既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既不单纯是资本主义的，也不单纯是社会主义的，而是共属人类现代文明的。我相信社会发展到今天，人类在价值取向上是趋向于某种普世的价值理念的。我在上次广东思想大解放座谈会上提出了“四个本位”，也即“市场本位”的经济观，“民主本位”的政治观，“公民本位”的社会观，“多元价值本位”的文化观，我觉得这应该是具有普世价值的。

记：你今天提到的新启蒙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

李：新启蒙在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启蒙不是搞“革命”，改革也不是搞“革命”，启蒙要将人们从传统文化的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但并非摈弃传统文化的一切，而是尊重、保护传统文化中一切无害于甚至有利于现代文明的东西。启蒙关注的是理性，这不错，但是传统文化中许多现象属于哈耶克所说的“理性不及”，也即理性无法解释的，例如风俗、习惯、仪规等等，你理性不能解释的，不一定就是没有存在价值的，只要它无害于、不会颠覆现代文明，就应当尊重，宽容地对待它，对于理性排斥的情感，对于现代和未来的文明进步非但没有害处，甚至还有巨大意义，新启蒙就要大张旗鼓地弘扬。

现在的教育不是“启蒙”而是“蒙启”

记：那么，过去5年，你在你的校园里进行的一系列实验是一种对当下教育的改良？

李：我这样来理解教育和新启蒙。作为教育界该如何回应这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的教育问题的确非常大，我以前在师范工作期间曾长期深入基础学校，现在又在基础学校做了4年多的校长，深感中国教育问题的严峻，它在某些方面不是在“启蒙”，而是像李泽厚先生所说的那样，是在“蒙启”，也即用蒙昧的东西教育我们的孩子。

我做校长，多少是在和这种可怕的现象进行抗争。我这个校长的身份比较特殊，我是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委派到深圳南山的这所公办学校的，同时又是深圳很少见的公办学校的非正编校长或临编校长，因此，我多少有一点游弋于体制内外，得失成败多少能说明一些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我在现在学校进行的许多教育实验一方面保持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多少有点不受限制，但另一方面，它也常常被边缘化，常常被刻意地漠视、贬低或贬损，甚至经常令我面临漩涡。几乎每年甚至每学期都有我被解聘、被撵走、“死定了”之类的传言。这些年，我们学校在许多领域做了不少尝试，我认为，我倡导的教育就是一种新型的启蒙教育。

警惕“有效教学”泯灭课堂的理想精神

记：新启蒙教育的核心是什么？

李：我刚才说了新启蒙教育首先需要教育的独立性，在我看来，这种独立品格对于现代学校的发展是生死攸关的，这一点我们做得还很有限，存在不少制度瓶颈或制度创新的巨大空间，这是中国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蔡元培先生差不多一个世纪前提出的教育独立至今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我们搞了多年的所谓“现代学校制度”改革，连教育独立的问题都没有解决，那算什么现代学校制度呢？！新启蒙教育的核心是新公民教育。

记：你们是如何开展新公民教育实验的？

李：近年来，我们学校一直在推行新公民教育。主要涉及这样几个领域：一是公民道德教育，它是对传统德育教育的扬弃，过去的道德教育最大的失败就是忽视了公民道德素养的培养，我们在公民人格独立、公德基本伦理、公益服务精神、公共事务参与和公理世界认同5个方面做了大量尝试，简称“五公”教育，虽然存在争议甚至受到冷落，但越来越得到家长和社会的广泛认同。

二是公民学力教育，中国长期深陷应试教育的泥潭，但孩子的学习力（简称学力）尤其是发展性学习力、综合性学习力却十分低下，现在正在搞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但是我觉得基础教育界正在出现回潮迹象，也即回到过去那种死抓硬揪大搞应试教育的年代，课堂上刚刚被新课程点燃的理想精神星星之火正在被扑灭，目前从理论界到教育行政部门再到学校，到处都在鼓吹一种被称为“有效教学”的所谓“新”学说，与之呼应的还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说法，例如语文教育正在热销什么“本真语文”、“简单语文”、“朴素语文”等等，说得多好听，它迎合了不少本来就没有理想追求、没有多少底气的人的口味，这些说法很值得警惕。我长期在师范教教育学、心理学，深知中国教育界理论的匮乏，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一直性子很急，忙不迭地引进一些外国的理论、学说，这本来很好，但难免被一种急功近利的情绪左右，因此也难免被一些一知半解或曲解的舶来品忽悠误导，一会儿布鲁纳的“发现学习”，一会儿奥苏贝尔的“有意义的接受学习”，一会儿又是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一会儿“智商”，一会儿“情商”，一会儿“成功智能”，一会儿“多元智能”，现在又冒出个“有效教学”来，不知过多久还会有什么理论学说横空出世呢！这些东西都可以为我所用，但不可囫囵吞枣，简单移植，“有效教学”是人家教学“科学化”的产物，有一些道理，但是如果你承认教学也是一门艺术，所谓有效教学的普遍“有效性”就值得质疑。

当然关键不在于此，关键在于我们好些人还没有弄清人家的意思，还没有弄清人家学说的背景，就生搬硬套拿过来误导广大教师。所以，我一开始就不厌其烦地呼吁老师们警惕“有效教学”和诸如此类说法的陷阱泯灭课堂的理想精神。

我们现在在学校一如既往地倡导打造“理想课堂”、“活力课堂”，强调以活力提升学力。此外，学力教育方面还包括孩子的素质教育。现在的孩子都困在课堂里，综合素养很低，为改变这一现状，我们通过开展大量的主题单元活动，如亲情文化节、游戏文化节、海洋文化节、民俗文化节、童话文化节、艺术文化节、崇尚“简单生活”等，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还有一个就是公民阅读教育，学校是读书的圣地，但现在我们的中小学没有专门的阅读课程，孩子其实只是在读教材，教材之外的书基本上是不读的，这严重影响了中国国民的阅读素养。因此，我们学校大力提倡文化阅读，建设阅读文化，打造书香校园、书香家庭和书香社区。

公民教育和精英教育并非水火不容

记：据说你们学校有自己的公民读本，而不是按现行的教材来？

李：是的，我们学校的老师自己编的《中华少儿智慧书》上半年即将出版，可以推向市场。

记：为什么要推出这个读本呢？

李：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你看现在的一些德育教材，一些阅读教材，完全没法读。无法培养孩子的自我意识，公益、公众意识，无法给他们一个现代文明的准则。我们花功夫来编这个教材就是想给孩子真正的启蒙，以弥补这样的缺陷。

记：你们重在公民教育，还有自己的公民读本，会影响应试成绩吗？

李：没有，我们学生的学业成就很不错，去年南山区的中考“状元”就出在我们学校。

记：如何在读应试教材之外，还能在现行的应试制度下考出好成绩？

李：其实，新启蒙教育不应该排斥精英教育或英才教育。我们长期以来把应试教育等同于精英教育，认为基础教育不应该搞精英教育，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其实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是非常重视儿童的精英启蒙教育的，公民素质教育和精英启蒙教育并非水火不容，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公民素质教育强调人人都是平等的，精英启蒙教育则强调人与人是有差异的，包括天赋差异和水平差异，因为我们总有一些人比别人更优秀，既然如此，我就让他在这方面发展得更好一些，这有什么不好？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我们学校的学生一方面体现了良好的未来公民素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生因为受到很好的精英启蒙教育和训练，很快脱颖而出，我们学校在很短时间内就拥有了响当当一流的合唱团、舞蹈团、管乐团、话剧团、书画院、网球队等，就是因为我们搭建了一个精英启蒙的平台。不把天赋优异的孩子培养成未来的栋梁之才，不算真正健全的基础教育！

思想解放只有落到实处才能完成真正启蒙

记：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理念和行动，所以才常常有要被“拿下”的传言么？

李：是啊。我们学校的种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和某些现行的教育体制、某些主流的官方办学理念有距离，甚至是冲突的，所以我通常会面临某种危机和危险。但是我们在坚持，这种坚持能持续多长时间我自己说不清楚，去年就差点打起行囊回老家了。

记：其实你这个校长完全可以不这么苦的，对么？

李：的确。不过只要我做一天的校长，我还想实验下去。有时我会想起马克思的那番话：在科学的入口处就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在这里我们不能有丝毫的犹豫。既然如此，我即使是站在了地狱的门口，还得昂首走进去！

当然，最后还想说一句话：思想启蒙不是万能的。我们寄希望于思想解放给人们带来观念上的变化，但是不要以为它能解决一切。我很赞成朱学勤教授在《书斋里的革命》一书中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所谓“思想文化批判”的严肃批评，称那不过是在书斋里撒豆成兵，关起门来指点江山，自我称雄，甚至不过是在文化脂肪上跳舞，与资本结构远距离调情！朱先生嘲讽这样的思想文化批判甚至不如堂?吉诃德大战风车，只是很合中国文人胃口的“清风逐流云，荆轲刺孔子”，与包括马克思在内的那些革命前辈相比，就显得矮小多了。我想，真正的思想解放，重要的是把思想观念变成具体的社会实践，变成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的整体安排和运作，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民众的蒙昧意识才会被真正地消解掉，才会真正地培养出具有公民意识、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新人类。

专题统筹： 本报记者 李斌

专题采写： 本报记者 秦鸿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