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务工到私企老板,秦大智(右)认为给工人们全方位的培训和发展空间最重要。本报见习记者王子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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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大智，36岁，湖北荆州人，1995年下半年来深圳打工。他从一名最底层的劳务工做起，到工厂的管理人员，再到自己创办公司当老板。

他的服装公司位于龙岗区横岗街道嘉联工业区，有工人近百名。因管理得当，没有一个劳务工选择离开。

“一般的企业领导不会去引导员工展望未来，我当劳务工的时候就是这样，创业后我有意识地培养员工，给他们以全方位的培训和发展空间。”日前，私企老板秦大智给本报打来电话表示，“非常关注”本报关于劳务工的专题，在如何吸引与留住劳务工、增强归属感的问题上，秦大智通过自身的经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的车间乐声悠扬

秦大智自己创业的豪晶服装公司位于龙岗区横岗街道嘉联工业区。年根儿底下，深圳很多劳务工都返乡过年，相当比重的劳务工都表示过年后将不再回深，很多工厂都面临着一个最头痛的问题―――工人流失。但记者前日在豪晶厂看到，七八十名工人有条不紊地在车间忙碌着，“一个都没有走，”秦大智很自豪，“工人们不但不走，而且春节回家之后还要带他们的老乡来我这里工作。”

车间里的音乐声中，秦大智表示不清楚其他工厂是不是可以在车间里面播放音乐，“这个问题不大，只要我认为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工人们很轻松地工作就可以了。”

几个工人告诉记者，过些天他们都将回家过年，“春节有半个月的假期。”春运期间一票难求，工人们却很放心，“这些事儿秦厂长都包了。”秦大智表示，每年春节工厂都会放假半个月，工人们的返乡车票全部由他负责，“车票钱也全部是我出，”秦大智说，“每一个工人我都要送他们回家过年，曾经有一年为了买到火车票，我自己在火车站排队两个通宵。”

工人们很认可秦大智的管理方式，实际上，当秦大智站在车间里的时候，他看上去和每一个工人都没有区别，“我就是从一个普通劳务工干起来的，工人们希望要什么我都清楚。”

自学管理自办企业

来深圳之前，秦大智初中二年级辍学，在老家一家制衣厂学徒三年，在老乡介绍下，进入深圳一家服装厂做车位工人，每个月薪水1000多元。

开始的时候，秦大智很满足这样的现状，但慢慢地又觉得自己不能一直做工人，“怎么办？我的技术是一流的，绝对是一个好的车位工人，但我希望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工厂里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条件，我就自己学管理，买书看。”秦大智说，所有的技术都精通了，又具备了一定的管理知识，“工厂的领导就比较看重我，开始提拔我。”

从车位工人、组长、车位管理到主管，七八年的时间秦大智一年上一个台阶。

四年前，秦大智开始创业，和老乡合伙搞服装厂，创业经费4万元，一人出一半，半年多以后就赚了七八万元。第二年，合伙的老乡跟他分了家，困境中，他一个人撑了下来。

四年时间，秦大智的服装厂从沙头角搬到了横岗，租下900多平米的厂房，近百名工人，“现在的价值至少是50万元，四年时间翻了十几倍。”

希望工人都能自己创业

“我希望我的工人们都能自己创业，”秦大智很诚恳地说，这个行业进入门槛低，大家都做好了就可以相互关照，以后也不会成为竞争对手。“工人们很辛苦，我每天都千方百计让他们轻松。”

“但是，一下子改变他们我一个人是做不到的，都靠他们自己，我只能给他们提供条件。”秦大智表示，这一点很重要，“我在当工人的时候，很渴望能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没有。”

2006年底，秦大智参加了深圳团市委主办的深圳创业培训第四十期培训班，“我看到报纸，培训对象是下岗青年和优秀外来工，就报了名，只交了几百元的押金，结业以后就退给了我，是一个一分钱都不要的培训。”参加完这个培训，秦大智觉得收获很大，虽然不能让每一个工人都参加这样的培训，但他很乐于将培训时学习到的内容再讲给他的工人们听。

实际上，在此之前，秦大智就花费两万多元参加了一个企业教练素质管理的培训，还找机会带着工厂的管理层一起去学习。对工人们，秦大智买了很多《赢在中国》这一类的碟片，就在车间里挂起一台电视给工人们看，“很多劳务工都是学历不高，思想也不一样，很多人都对这个没兴趣。”劳务工宁可多做些工，多赚些计件工资，也不愿意利用业余时间去“看电视”，秦大智就给他们发工资，“看电视”还照发工资，工人们就都围坐在电视机前了。

“这几年，南方都市报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秦大智说，劳务工每天都在流水线上工作，没有时间看报，每天早上秦大智就专门把报纸上的好文章剪下来贴到墙上，让工人们看；用扩音器广播出来，让工人们听。

“前些天茅于轼讲课我也去听了，真的是感觉受益匪浅。”听茅于轼讲课具体的收获是什么？对记者的追问秦大智想了很久也没有具体的回答，他只是说，“这种学习应该是潜移默化的过程，时间长了就知道了，现在就都沉淀在脑袋里。”

从工人中培养管理者

这段时间，秦大智一直在关注本报关于劳务工离深的报道，据他介绍，很多劳务工离开深圳不想再回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说大了，这应该是深圳市政府关心的问题，但说小了，这就是我们做企业的人应该关注的问题。”秦大智看来，如何让劳务工不流失、有归属感，让工厂和深圳对他们有吸引力，“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秦大智的工厂里，有一直跟着他七八年的老乡，也有随时新招进来的工人，“我都像亲人一样对待他们，他们就像是我的兄弟姐妹。”秦大智可以保证的是，他的工人们加班时间不会过长，包吃住而且一分钱不扣，工资准时发放、尽可能比同行业稍高，且多劳多得。“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是一千五六百元，多的可以拿到两千多。”

“能者上，平者让，弱者下。”秦大智说，工厂里的管理人员全部都从员工中培养，每个人都有机会，管理人员也包吃住，工资最高可以拿到4000多元，“这样，对每一个工人来说他们就有了向上提升的通道，只要做得好，每个人都有机会。”秦大智看来，一个顺畅的发展空间在很多时候比每个月多发100元工资实际效果还要好。

“看这本书昨天我看到凌晨3点钟，”秦大智拿着一本写郭台铭的书说，“5万元起步，做到世界500强，每一个企业的发展都是从无到有、由小及大。”秦大智说，春节工人们放假回家都要介绍自己的老乡到厂里做事，“明年工厂最少要扩大到120个劳务工。”

■劳务工个案

酒楼点心师陈先生

来深22年户口一直是心病

陈先生自称是本报铁杆读者，看了这些日子的民工退保离深连续报道后，有一肚子的话要讲。来深圳打工已经进入第22个年头了，一纸户口仍旧是他心中最深的痛，“我不舍得深圳，但我更不希望我的儿女和我走一样的路，或许两三年后，我和家人还是得离开深圳。”

陈先生来自广西农村，1986年，17岁的他念完初中就来到深圳打工，起初在工厂干活，1994年，他结了婚，同时开始了一份新的职业―――在酒楼当点心师傅。

作为一个从业多年、技术娴熟的点心师，陈先生每月工资有5000元左右，妻子在家相夫教子；儿子今年13岁，正上初一，女儿8岁，刚上小学。本应和睦、美好的生活却总有阵甩不去的阴霾，陈先生觉得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户口。

“我干了二十多年，依法纳税，对深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在家长大的时间还没在深圳打工的时间长，对这个城市也有感情，在家呆一个星期就会觉得不习惯，但户口问题没解决始终让我很难受”，陈先生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初，他每年光办暂住证就得花上好几百，还不时地会遭到盘问，如今尽管没了这些问题，但儿女每学期仍要交800多块钱的借读费，“能交钱还是好的，等儿子初中毕业了，没有户口就不能在深圳念高中，到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陈先生说，餐饮业这一行流动性大，十几年来他从没在一家酒楼干满两年以上的，也从没有酒楼为自己正正规规买过社保的，“市里有政策，连续干多少年、交多少社保金就可以办户口，但这对我们这一行来说不太现实。”

两年后，陈先生就不得不面对儿子念高中的问题，“我希望他能留在深圳，这儿是大城市、教育水平高，我们一家也喜欢这儿，但如果户口还是办不下来、政策还是没有改变，我也只能回家了。毕竟，我不希望我儿子和我再走同样的路。”

启事

年关将至，大批劳务工退保返乡，而且很多人选择不再回来。尽管他们仍然喜欢和留恋深圳这座城市。

你是劳务工吗？你打算离开吗？请告诉我们你和深圳的故事；你是企业管理者吗？请告诉我们你将为劳务工做些什么；你是深圳市民吗？你和劳务工有过接触吗？你有话要对劳务工说吗？请拨打本报热线：8332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