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有为简历

1938年1月生，辽宁新民人。上世纪60年代末到二汽工作，后历任十堰市长、市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等职务。1990年-1992年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92年11月任深圳市市长；1993年4月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1995年5月-1998年任深圳市委书记。现任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曾被评为“中国改革之星”。

厉有为，从1990年到1998年，历任深圳市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和市委书记，主政深圳特区长达8年之久，而这8年正是深圳快速发展的黄金年代。

在这8年里，厉有为不仅见证了小平南巡，而且他亲身经历了两场全国轰动的大论战：一场是1994年学者提出的特区不能再“特”论，另一场是1997年对厉有为一篇所有制问题论文的批判。

1994年3月，有学者在一个报告中提出，特区不能再“特”了，不能再无限制享受优惠政策，认为这样不利于缩小地区差异。这份报告以新华社内参形式上呈中央。6月，该学者在中央党校讲授“中国地区差别问题”时，首次将该观点公开。学术理论层面的探讨恰恰迎合了当时其他地区一些领导的情绪，特区发展顿起波澜。1995年8月，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正面回应，发表长篇访谈，系统盘点深圳特区建立以来对国家的贡献，争论全面打响，直至当年秋天才戛然而止。

第二场论战则发生在1997年。年初，厉有为一篇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的毕业论文《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遭到号称“首都理论界人士”的“围剿”，称厉有为这篇报告“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说厉有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浊流”。

如果说前者还是属于学术范围之内的争论，后者则上升到了政治批判的高度。一本著作称，“这是自文革结束以来对一个领导干部的最严厉的政治批判”。

对于这两次影响全国的论战，尤其是1997年的那场“惊心动魄”的论战，以前一些文章和著作有所介绍，但语焉不详。最近，作为当事人的厉有为接受本报专访，口述了那段历史，首次独家披露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中央党校校长的胡锦涛两位中央领导对厉有为的支持。

据厉有为介绍，江泽民与他谈话结束后说：“你回去安心做你的书记。”而胡锦涛在一次会议上提到厉有为的文章时表示，在党校内要发扬理论的探讨精神，不要乱扣帽子。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回顾10多年前这场论战的一些细节，重温中央领导的开放态度，对于新一轮思想解放仍有重要意义。

调任深圳毫无准备

开始中央调我去深圳，我愣住了，连什么是特区都不知道

1990年11月，当时我还是湖北省副省长，率湖北代表团去罗马尼亚考察。一个星期后回到北京，就接到省里的电话，说中组部的领导要找我谈话，先别回武汉了。当时的中组部副部长孟连昆就和我说，“中央决定调你去广东深圳工作”，开始没说干什么，就说进深圳的班子，做主要领导之一。“深圳当时正准备开第一届人代会，正等你去呢，不要回武汉了”。

我当时就愣住了，事先一点都不知道，对深圳谈不上什么了解，只在1984年来过深圳一次，参加东风汽车展销会。我记得当时深圳四处是工地，有些荔枝林，没什么高楼大厦。给我印象并不是很好，因为政策放开了，物价很贵，一碗粥、一个馒头都要5块钱。当时深圳建设效率很高，住的楼是一个村开发的招待所，楼上还在建，楼下就已经接待客人了。

“我连什么是特区都不知道，怎么开展工作，广东话都不懂，怎么会让我去？”我当时就问孟部长，你告诉我什么是特区啊？孟部长想想，说，“别问我了，你去深圳看看文件就知道了。”

当时关于特区怎么发展，好多思潮汹涌，看法各异，批评特区的思潮也有不少。我坚持要先把手头工作交接，孟部长最后也只给了1天时间回武汉，要求马上去深圳报到。

12月初，我来到深圳，做市人大筹备组组长。之后做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当时我51岁，心想都已经做市人大主任了，有可能是我退休前的最后一个工作岗位，深圳作为副省级城市，领导一般60岁退休。当时是做了这个思想准备的，没考虑到后面在深圳做主要领导有8年。

安排接待小平南巡

小平南巡后，长期积闷在大家心中的所谓深层次问题都解决了

当时深圳改革开放的速度很快，建设正在进行。但关于特区发展有很多舆论，例如说深圳“只剩下五星红旗是红的”、“已经是资本主义化”、“国中之国”。内地一些城市对深圳也有不同看法。

不过，深圳市领导内部和广大群众干劲很足，基本没有受到影响。深圳发展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关于改革开放，当时思想上还没有统一认识，这些对深圳改革开放的不同意见和批评，在当时还是多少有些干扰影响。

当时还没说搞市场经济，舆论主要是“反和平演变”，思潮很多也有些混乱。这也是小平1992年南巡的原因，直到南巡，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不再是争论的主要焦点了。

记得小平南巡时，我还是深圳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小平

南巡的接待工作是我具体安排的。小平到深圳的第一天，在迎宾馆桂园，小平刚下车，我就和接待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迎上去，和他握手。当时大家都是非常盼望小平来的。

小平南巡后，一些思想认识上的重大问题都解决了。深圳姓“社”，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股票等都可以试。这下把改革开放的路确定了，把大家长期积闷在心中解决不了的所谓深层次的问题基本都解决了，无论是理论还是认识上的。

那时深圳开始提出深化改革，从南巡后，不只深圳，全国都掀起了改革开放建设的热潮。深圳的劲头更足了，开始重点试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所以说，在改革开放历程中，解放思想，思想认识层面的问题是关键问题。当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就更快了。

“特区不特”争论始末

经过“特区不能‘特’”的争论，我们改革开放的思想更明确

但即使在南巡之后，在思想认识层面，关于改革开放，尤其对特区的争论并不是就没有了。

1994年3月，一场争论开始把对象锁定深圳特区。有学者提出，特区不能再“特”下去了，不能再享受优惠政策，认为这样不利于缩小地区差异。

到1994年6月，这位学者在中央党校讲“中国地区差别问题”时，第一次把“特区不能‘特’”的观点公开，认为凡市场经济就该全国一个政策，这才叫公平竞争。这恰恰迎合了其他地区一些领导人的情绪，尤其是当时一些欠发达地区的领导，引起了共鸣。一场对特区发展起波澜的争论开始了。

开始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事，到1995年3月，我们当时在北京开“两会”，广东省驻北京办事处把这个学者的讲话都拿到，交给了当时的省长朱森林。朱森林在当时总书记江泽民到广东团听取讨论时，就问江泽民是否知道这件事。江泽民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这时我们才知道，然后和朱森林要了材料，又找到海外一些登载相关文章的报纸。

之后大家都知道有场争论，是以深圳特区报为代表和这位学者的争论。这场争论是怎么引起的呢？其实并不是像此前有的文章说的，“深圳沉默了很久后，终于忍不住了”。之前我们不知道，之后的争论开始也并不是我们主动要专门针对他。

1995年，当时总书记江泽民视察黑龙江，视察牡丹江电视机厂。这是家老国有企业，多年亏损很严重。为什么去视察呢，因为视察时这个厂已经和深圳康佳电视机厂合作生产康佳电视机，这个国有企业一下子就活了，成为当地的利税大户。黑龙江当时就把这个称为“牡康模式”，是国有企业吸收深圳经验进行改制的成果。江泽民当时对这个模式很认可。

然后黑龙江组织报纸、电视台来深圳就这个题目来采访我。当时我已经是市委书记了。他们主要问深圳怎么带动内地发展，怎么和内地企业联合等，包括黑龙江和深圳的媒体记者都来采访。

采访时我没涉及这位学者的观点，回答都是深圳企业怎么与内地合作的问题。到最后，有个记者问到上述观点，问我的看法。我就不能回避了，我当时就说“是小平同志倡导建立特区，现在如果说特区培养了特殊利益集团。我是东北汉子，用东北话讲叫‘埋汰人’”。

当时记者就如实写了。之后香港报纸登了，全国都知道，这位学者也看到，又发表言论，争论就开始了。

当时深圳特区报总编辑吴松营，说我们要回答。我觉得可以。特区报发了《办特区是搞特权吗》等3篇文章。前两篇是我修改定稿的，第3篇是我写的，署的笔名。最后各地支持我们的也有很多。论战直到当年秋天才停止。

这场论争，把当时一些地区和一些人对特区的一些不同意见，摊到了桌面上说，公开讨论。现在看来，对改革开放发展是有利的，经过辩论，特区在改革开放道路上的方向更明确了，大家在改革开放发展、建设特区上的思想更明确，贯彻小平路线的决心也更坚决。

我们改革的步伐没有受到之前论争的影响，深圳改革开放的步伐没有放慢。我说个数字，那几年特区每年财政收入递增50%，这是深圳发展最快的时期。

为何要思考所有制？

到了必须在生产资料占有问题上动刀子的时候了

之后对于深圳特区，大家更关注的是一心一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尽快转变国有企业机制，能够适应市场经济需要。我们先是说市场经济5大体系，之后提出8大体系和10大体系。第10个体系就是要把生产资料占有体系最后加进去，最终社会制度要体现在生产资料占有的形式和占有的情况上，是人与人的关系、国家是否和谐等最本质的指标。我是这么认识的。

我当时的观点是，要建立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我把它定义为少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就是资本主义，然后生产资料占有进行演化，发展为多数人占有多数生产资料，就由资本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

怎么实现呢？主要实行国有中小企业职工内部持股制。深圳在1993年就发了文件，制定了中小国有企业职工内部持股办法。能上市的公司实行公众股份制，实行生产资料占有社会化。这是一个基本规律：生产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化了，必须要求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与之相适应，所以股份制就应运而生。

当时深圳的试验已经在进行，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迅速发展，成为深圳经济的中流砥柱。同时，中兴通讯等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成功向生产资料占有社会转变之后，开始崭露头角。中兴通讯起初是国有企业，在1993年改制后，国有资产降到51%.突破性的产权结构改变在1997年，在国有股、集体法人股之外，增添公众流通股，占到38%.

1996年，我到北京参加3个月的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23期。当时我已经59岁，按要求深圳副省级城市的干部60岁要退休。当时在中央党校，老师和同学都建议我活动活动。我一笑了之，我去是为了学习、总结，不是为个人。说实在的，我没有把官位看得很重。

那时国家的改革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总是跨不过生产资料占有的问题。我认为是时候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动刀子了，回避不了了，究竟要走什么路。我是总结深圳的经验，希望上升到理论，3个月我哪里都没去，在党校里从阅览室到寝室，再从寝室到阅览室。

3个月我计划写4篇文章。一篇写国有企业改革，之后发表了。第二篇写香港回归和我们的对策。当时香港就要回归了，深圳该如何抓住机遇。第三篇写中国区域经济怎么协调发展。我当时收集了很多资料，研究美国等大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主张在区域经济发展上，政策倾斜和产业倾斜相结合，既要有地区政策倾斜，也要有产业倾斜，对不同地区和产业给予不同的、适当的优惠政策。

我当时准备写的第四篇论文就是关于所有制问题的，《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总结深圳在这方面的经验。前3篇都写完了，这篇文章写了2个月，花的时间最长。我希望论文能上升到理论，专门考据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想证明公有制应该有多种实现形式，结合这些理论准备了不少读书卡片。

我认为，为适应中国已经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中国必须在所有制问题上有所突破。除了公有制与私有制以外，可以建立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形式。

>>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