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在交互、亲历与私密等方面的"补偿"功能，形成了新媒介与身体活动交织的现象，也就是说，上网、拍摄DV、使用手机、听MP3，新媒介是在身体的基础上实现这一切的。新媒介的身体性，可以看作是"媒介对身体直接感觉的服从"，这使得新媒介更多地依赖身体触发的直接感受，而并不依赖充满国家意味或者精英内涵的产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介成为一种"私人性"的媒介。依托私人性，新媒介强调文化的存在形态，它属于我们的私人生活，而更多地远离国家文化的直接管制和监控，也远离大众文化的规整和示范。

显然，新媒介通过新的技术手段的运用（补偿性），强化了个人感觉的延伸功能（身体性），从而生成了自身的文化特性（私人性）。这是一种日益与我们的私人体验紧密关联的媒介。由此可以断言，新媒介是一种"私媒"。

"私媒"中的自我主体想象

"私媒"的产生也相应规定了不同的自我主体，"私媒"致力于私人主体想象的生产，它所提供的体验总是围绕自我主体的想象而展开，总是把私人作为主体来维护，这给"私媒"文化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也带来新型的审美规范和审美冲动。依靠这种主体想象，"私媒"极力鼓励和生产人对媒介的依赖。媒介依赖是"私媒"的一种文化后果：只有借助于"私媒"，在传统大众传媒中被当作"乌合之众"的大众才能够获得主体感；反过来说，"私媒"建立在这样一种吊诡的快乐的基础上：它通过依赖媒介而获得私人主体感的快乐，即通过将自我消解在媒介之中而获得自我的主体感。

在这里，所谓的媒介依赖正是"私媒"对此前媒介缺陷的重要补偿。按照莱文森的理论，每一次媒介补偿的发生，其后果是主体对媒介依赖性的自觉增强，最终生产出一个依托这种媒介进行交往和生活的主体自我。莱文森在比较手机和互联网的特点时，也无意中生动地描述了互联网对人的生活形态的规定和影响：

网上传播及其一般要求都是：使用者在椅子上正襟危坐，面对电脑显示器。虽然互联网产生了重大的革命性影响，然而在媒介理论家所谓"提供服务的必备条件"（conditions of attendance）中，它还是完完全全的传统媒介--按照它的要求，消费者如想得利，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环境。和传统的电视、电话一样，互联网也要求使用者静止不动。事实上，在这一点要求上，互联网比过去的媒介有过之而无不及：陆基线路的电话容许人在室内走动，电视容许人在插播广告时到冰箱里去拿东西吃；除非你在花时间下载或上载很大的文件，一旦你离开电脑，互联网就立即停止为你服务。5

这种对电脑荧屏的依赖，提醒我们注意到，借助于电子显示屏呈现出来的网络文化恰恰是一种依靠与人不断地进行交往的文化传播形式，界面（interface）文本这一存在方式使得人的始终在场变得极其重要。在这里，一旦你的手和眼离开界面，界面就不再生产意义。这种文本的双向交互形式造就了静止不动的主体。换句话说，传播主体是与媒介呈现为何种文本形态密切相关的。网络的界面文本也总是和一个面对界面文本进行工作、生活和思考的人紧密维系在一起。事实上，莱文森为了强调手机的机动性而夸大网络对人的行动的束缚。今天，随着无线接入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手机上网的日益普及，网络文化的机动性明显增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界面文本的实质发生了改变。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种机动性的出现，人们对于界面文本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强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有可能获得一个界面与你相伴。互联网已经无处不在，由互联网所生产出来的那个静坐的主体已经越来越有能力四处游荡。但是"上网的人"和"日常生活的人"之间的区隔却是无法逾越的6。

由电话到手机，由有线网络到无线网络，由集体广场上面的游戏厅到个人手中的PSP，"私媒"不断地强化媒介产品的"追身"功能。作为一种商业叙事，"私媒"的基本原则就是日益把自我当作一个神话来进行叙述。这种私人神话与大众文化媒介对大众神话的操纵与支配形成有趣的对照。

私人与公众相对立。就其拉丁语的意义而言，privatus（私人）是指离开公众生活。有意思的是，这个词也因此包含"权利个体"的含义。当我们使用私人概念时，事实上等于使用一种不与公众分享的内涵。因此，我们把新媒介看作是日益加深的私人化的媒介形式，也就等于承认"私媒"自身的不可共享性。这种不可共享性并不是指"私媒"文化的不可解码与意义阐释的晦涩，而是指"私媒"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建基于私人权利想象之中的娱乐。"private的正面意涵包含了一种合法化的中产阶级人生观：具有'基本的、普遍的特权'，即：可以受到保护的，过着宁静悠闲的生活，以避开其他人（大众），免于受到干扰；可以不需要对'他们（大众）'负责......"7简言之，"私媒"以其私人性养育了这样一种狂热：个体是如此的独特，自我是如此独立。"我"在这样的空间里面能够塑造出"真我"。

从中国当下的媒介文化发展来看，"私媒"已经开始成为一个给中国公众带来深刻的自我主体感的媒介。换个角度说，当下中国公众的主体感乃是媒介生成的一种文化想象。对于这种想象的迷恋和依赖促生了"私媒"对于边缘、小众、社群、隐私、另类等娱乐领域的钟爱。尼克·史蒂文森在研究西方主流媒介对于中东国家媒介的控制时发现，西方强大的国家媒体控制，造成了中东国家的媒介走向"小众化"。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演，小众化的媒介使得中东民族叙事不得不发生一定程度上的扭曲、变形。小众传媒没有力量与主流传媒进行市场和文化传播上的抗衡，只好退居市场之外进行政治的颠覆活动。史蒂文森发现，"媒介'越小众化'，就越能被用来传递具有颠覆性和选择性的信息"8。在这个过程中，民族主体的自我想象与小众化媒介叙事紧密联系在一起。激进主义的民族姿态也就成为小众媒介的文化依赖的后果。这种状况可以启发我们理解当下中国日益普及的"私媒"的文化特质，因为无法正面对抗占据主导地位的大众文化的巨大力量，"私媒"只有借助一种另类的文化视角和另类的文化方式来颠覆大众文化，或在大众文化之外开辟新的媒介文化的空间，从而给私人提供主体感的温暖和空间。"私媒"通过给私人提供主体感而激励人们背离大众文化。

"私媒"文化滋生一种全新的文化消费形式，形成与大众文化鲜明对立的主体姿态。

"私媒恶搞"与大众文化的祛魅

现代传播极力打造一种注重空间形式的社会。与之相对，早期社会则重视对时间的占有和垄断。各种石料碑刻、建筑雕塑等，有助于对时间的长久性占有，而在现代的社会政体之中，如共和体社会中，传播的空间向度明显增强。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等等，越来越看重传播的广度而不是时间的久远9。吉登斯将这种状况描述为现代社会中的时空重组和抽离化机制，即把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通过宽广的时空距离对之加以重新组合的机制10。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就是传播媒介的文本在连接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的同时，也起到了一种表面上看似有效的"隔离"作用。这最终导致了媒介文本在大众传播中的特殊作用。在这里，传播者-媒介文本-接收者的关系，是一种有距离的关联关系，连接这种关系的惟一通道就是媒介文本。于是，媒介文本的意义编码和解码变得尤为重要。与其说原始信息的准确传播是大众传媒的核心，毋宁说信息的文本编码才是重中之重。这使得大众传播总是致力于生产象征性的、集体性的、文化性的经验，即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的沟通是建立在媒介文本的象征图景上面的，从而从根本上消解了所谓的隔离效果。这事实上也造就了现代媒介和意识形态之间天然的勾连关系11。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最为便捷的理解生活和融入现实的意识体系，更被大众传媒所喜爱。不妨说，只有允许被识别和便于被识别的意义才会更多地在大众传播媒介上面运行，而这种方式则不仅仅使得大众文化可以轻松地避免争论、躲避政治和道德的管制，也极大地节约了成本，并最大限度提高了生产大众文化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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