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媒介哲学家”的美国学者利文森(Paul Levinson)，在他1997年出版的著作《软边缘》中，多少使传播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走向折中。他认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4]“三论”本身基本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它们的出发点是承认非人的生物体、计算机、人类社会和思维之间存在相似性。从这样的认识前提出发研究传播，看重的是人机交流的物理功能设计和传播过程的技术特性。此后几十年，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循着这样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传播的工程技术理论。广义上，他们的研究属于传播学的一个很大的领域，但与人文社会科学距离较远。而传播学关于媒介形态对社会影响的研究，是“三论”关于传播的观点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延伸。在新传播技术急遽发展的当今，这种研究显现出有力的生机。这种研究开扩了一个重要的传播学视角。但是，如果过于极端，也会导致“电子乌托邦”和诸如“因特网带来美好世界，迎来一个健康的直接的民主时代”等等幻想。因为这些观点忽略了传播科技以外的因素对社会的影响。在赞美“媒介即讯息”这个观点的丰富内涵时，还要想到：各种传媒形态这些技术表现是人创造的，大多数传播活动是人有意识的信息行为，人是传播的主体。在这里需要引证一位传播学者较为全面的观点：“认识到人类传播系统事实上是一个复杂的有适应性的系统，我们就能看见所有形式的媒介都生活在一个动态的、互相依赖的宇宙中。当外部压力产生、新技术革命被引入以后，传播的每一种形式会受到系统内部自然发生的自组织过程的影响。”[15]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这个学派论证的前提是：人的思维和信息的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而每个族群、民族、国家成千上万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系统的教育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换句话说，任何传播都早已被“结构”了。于是，不论论证何种传播话题，都可以将整体的研究对象划分为相互制约的不同部分，强调某个部分的意义受制于其他部分。这样思路的研究中，又以揭示传播中符号背后的权力(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权力)背景的居多。这个松散的“学派”包括具体的学派有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学派和政治经济学派、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派等等，以及一些很难归纳到某个的学派的著名学者。法兰克福学派与经验-功能学派在1938-1939年有过一次合作，而后分道扬镳。当时，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应邀参加由拉扎斯菲尔德主持、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内容是美国商业广播音乐的效果。他认为赞助人明显地忽略了“谁”播出、“怎样”和“为什么”播出，并反对将文化进行量化分析。他回忆说：“当我被要求‘度量文化’时，我第一个念头是，文化精确化的条件可能就是排斥能够度量它的思想。”[16]他在研究中批评广播音乐堕落为日常生活的装饰品，斥之为“欺骗快乐的乐观艺术”，认为艺术已经被整合到一种权力系统中。他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一起创立了文化工业理论，全面批判被工业流程化了的大众文化，认为它们都是技术理性的产物，像汽车的大规模生产或都市复兴计划一样，经过有组织的策划和管理生产出来，而技术理性就是统治本身。他们关于文化和技术文明的分析影响了几代人。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进一步指出：大众传媒消灭了思想的丰富性和人的多样性，广播、电影、电视、广告等现代科技的产物，无孔不入地挤进公众的内心深处，消灭了从思想上颠覆和改变现状的文化。现在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Jiirgen Habermas，1929-)写了比城砖还厚的一系列著作，揭示当代传媒如何被注入商业模式，成为制造品牌舆论的工具，他把这个过程称为传媒的“再封建化”。他的三卷本《交往行动理论》，描绘了关于传播的一种理想化的模式。在美国，从申农提出通信模式以后，一些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很快形成了“旧金山市郊学派”(Palo Alto)。他们反对线性通信模式，宣称数学方法应该留给那些电信工程师，这是他们设计的，也应为他们所使用。而人类的社会传播，应该有社会科学用自己的模式来研究。因为哪怕是最小的互动情境都是非常复杂的，不可能在一个线性模式中用两三个变量实现。传播研究必须意识到系统的复杂性、多条件性和循环性。后来，这一小学派重点发展了传播空间接近性的研究。他们把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作为一种传播因素，认为传播内容受传播各方关系的制约。交流的地点、时间，本身带有一定的内在无声信息，其代表作是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1959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无声的语言》。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于1964年成立文化研究中心，形成英国文化学派。这个学派有多位代表人物，其中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于1973年写的《编码/解码》，分析了传媒产品制作、发行、传播/消费和再生产的每一个阶段，生产程序和形式，以及存在条件。他认为，传媒扮演着意识形态的角色，传媒产品生产的四个阶段相互联系，并受制度权力关系的制约。这个思路后来成为批判性分析电视传播的理论前提。1966年，英国莱斯特大学成立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形成英国政治经济学派。该学派的默多克(Graham Murdock)和戈尔丁(Peter Golding)1973年发表的《呼唤大众传播的政治经济学》一文，被视为该派的纲领性文字。他们还于1997年合作编撰了两卷本的《媒体政治经济学》。他们从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入手分析，认为大众传媒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统治阶级获取了对知识、信息和社会形象传播的控制权，因此他们要通过媒体来保障利益和带来这种利益的社会制度。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传播的还有美国、加拿大等国的一些著名学者。他们的研究视角又可以划分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制度经济学三大类型。

在法国，从研究传播符号来审视传播成为一种传统。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认为，概念、词句在不断的复制、重组过程中贯穿着意识形态(这里指人们有意无意中共同接受的规范、传统和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媒介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一，促使人们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自然地思考和行动，使话语的统治权力合法化。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以对符号的研究，体现了这种泛意识形态的观点。他以报刊上的照片为例，诸如一位穿着法国军服的黑人士兵在向法国国旗敬礼、一位法国将军向独臂的塞内加尔人授勋、一位修女将杯子递给卧床不起的阿拉伯人、一位白人校长给一群神情专注的黑人小孩上课，等等，都明显地带有意识形态。他称被符号固定了的内涵为“神话”，而符号学就是要“去神话”，揭示符号的实质意义。

文化的宏观表现形式也可以理解为广义的符号。法国学者福柯(Michel Foucalt，1926-1984)在一系列文化符号学著作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任何权力的行使，都离不开知识的提取、占有、分配与保留。通过知识的制造和传播，获得了行使权力的权利。因而权力是具有说服效力的，人类科学产生出的知识和真理，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权力”是指广义的支配力和控制力。传播中体现的权力与日常生活共存。传播的话语规则体现了话语的社会结构，表明谁可以讲话，可以讲多少，可以讲什么，以及在什么场合讲。只要我们想想人们对于电视“上镜”的向往，对于影像中明星的渴望，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传播”是“权力认可的仪式”了。荷兰符号学家梵·迪克(Teun van Dijk,1943-)，对“新闻”这种传媒上最常见的信息进行了文本分析和语境分析，试图说明新闻的深层“意识形态”成份。新闻话语的多层级结构特征，决定了受众一般只能得出既定结构所提供的解释框架，其他的解释框架，会被使用到反面的解释中。他指出：记者在以职业的新闻价值标准制作新闻时，实际上不断复制着社会的话语，无形中将与事实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价值观内涵其中了。

“我们的新闻、新闻制作和报纸已深深地被他们为有效地以一套固定程式收集每天新闻而编织的那张网所束缚住了。”[17]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反对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直接搬用到对人的传播现象的研究上，承认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是有思想和主观能动性的人，把传播和传媒置于历史、社会、文化的背景下研究，把传媒视为有一定价值倾向的中介，因而视野广阔，具有很强的理论思辨色彩。由于这个学派分散和个性化较强，观点带有较多的个人生活背景和书斋研究的特征。这个学派的理论是颇为深刻和犀利的，它给人带来的启发也是多方面的，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消除某种弊病，也不是为了纠正传播结构，而是进而怀疑现存秩序下人们所理解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全然不相信社会由以建立起来并提供给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其次，他们无视大众传播在技术和形态上发生的重大变化，较少对传播的新环境做出新的有力论证。第三，他们的批判本身带有明显的片面性。例如他们关于传播符号意识形态属性普遍性的结论；在如何看待传播技术上，忽略甚至是故意忽视技术的发展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

简单的三派比较分析如果比较这三个学派，那么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着眼于“符号-认识-权力”之间的相互运作，关注传播制度、传媒意识形态性，以及传媒对人的异化和控制。经验-功能学派着眼于既定的政治、经济目的，关注发现能够切实解决具体传播问题的方法，或能够对传播现象加以科学解释的规律。技术控制论学派，着眼于媒介机器与人的交流设计，关注不同媒介之间对社会影响的比较和新媒介对社会影响的前瞻研究。为了简明起见，现在将胡翼青的一个表格[18]略做改动，将三个学派的特点简单表述如下：学派理论基础研究核心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研究立场经验-功能学派实证主义传播效果经验主义微观保守技术控制论学派技术主义传播技术与社会文献与思辨宏观激进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批判哲学传播与社会哲学思辨宏观激进传播科技发展的当今，传播学的三大方法论学派已经开始交融，出现了后实证主义、解构主义、新传播效果理论等等融合各种研究方法的研究；“软媒介决定论”出现本身，也在说明技术控制论学派在变化，不再是以前了。传播学需要跟随社会实践的发展而更新，充分体现当代社会的信息性特征。因为今天的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传播媒介包围的环境中，需要寻找一种认识框架来界定人与人之间、人与传媒之间的关系，传播关系成为社会关系，成为人们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组织方式，甚至成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我们在五官所及的空间，生活在较为实在的世界，这个世界很小；而在五官难以直接触及的广大领域，从看不到的地平线之外到整个地球，我们其实生活在传媒为我们设定的世界。于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传播被划分为信息发送者、中介、信息接受者三个环节。传播学主要研究的就是实在的世界和传媒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技术中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传播不是单纯的技术过程，其中有可能存在传播的中介被利用来操纵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所有现存的社会结构，都会致力于维护社会行动者的信息贫乏和无知，或通过媒介的异化来维护社会稳定。对此，我们应有所警觉。面对这种情形，三个方法论学派的任何一个，都难以充分阐释如此丰富和复杂的传播现象，需要在方法论上相互补充，因为组合的整体力量大于分散力量之和。

注释：

[1]李普曼《公众舆论》，第35、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2]A.Mattelart: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Biddies Ltd 1998，P3. [3]博伊德-巴雷特、纽博尔德编《媒介研究的进路》第89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4]陈卫星《传播的观念》第64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5]罗杰斯《传播学史》第44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6]维纳《人有人的用处》第8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中文版。[7]维纳《人有人的用处》第9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中文版。[8] A.Mattelart: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Biddies Ltd 1998，P50. [9]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26页，三联书店1998年中文版。[10]伊<英>尼斯《传播的偏向》第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11]莱<利>文森《数字麦克卢汉》第28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

[12]埃·麦克卢汉、秦格龙编《麦克卢汉精粹》第39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13]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第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14]利文森《软边缘》第2-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15]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第24页，华夏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16] A.Mattelart: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Biddies Ltd 1998，P59.[17]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第134页，华夏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18]参见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第183页，首都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