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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时评 “他这么好心救我，又受了这么大的损失，我怎么好意思走！”前天早上6时多，在龙岗平湖打工的李小姐在打摩的上班途中突遭摩的司机抢劫，路过的红的司机王庆喜见状及时相救。不料，王庆喜却被摩的司机用铁棍打成左尺骨骨折，李小姐不知怎么感恩才好，一直陪着受伤的他不愿离去（见昨日本报A35版）。

我们见惯了匡扶正义的英雄流血又流泪的各种事例，因此，尽管受益人还没有知恩图报的实际举动，却已经足够让心怀善念的旁观者体味到一丝温情和欣慰：好在她没有一走了之，好在她没有倒打一耙……我们至少还能对此表示庆幸。

从报道中可以看出，王庆喜是个厚道人―――笑着称不会要她们（李小姐及其表姐）付医药费。但是“至少4个月不能开出租车”的王庆喜，在受伤期间的一应生活开支，终究是个问题。报道中说，王庆喜感慨“以后的生活和工作都不知如何是好”。而出来答疑解惑的见义勇为基金会负责人，他的一番“爱莫能助”的表态却让人似乎吃了一颗怪味豆。报道透露，基金会负责人说，王庆喜是不是见义勇为应该由公安部门鉴定。若是，就按相关办法和受伤程度申请见义勇为补助。车子被砸的问题，则需要保险公司来赔偿。如果不能破案，王庆喜见义勇为的鉴定都成问题，他受伤后误工的问题也很难解决。

仗义出手之后，就像鲁迅先生曾提出的“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命题，鲜花与荣耀或者流泪的屈辱都不是自动呈现的必然后果，它必得经过一番程序化的繁琐过程。先有见义勇为事实的确认，才谈得上后续的补助、奖励等环节。这种逻辑显然合乎现行的管理程序，尽管它亟待进一步优化。

况且，王庆喜是个“有单位”的人，误工损失之类的问题，理应与他所在的出租车公司商讨。即使发生纠纷，也有相应的劳动仲裁机构处理。由是观之，基金会完全可以置身度外。

然而，基金会的职能是否就仅限于见义勇为补助的审批、抚恤金的发放，单一的功能是否可以扩展，更强调它的服务性，而不是管理权限呢？正如见义勇为的行为是寓情寓理寓法寓德的，对于扶正祛邪义举的褒扬，依据严格的程序作出金钱上的补助和奖励固然必要，但更应该体现在人性化的服务措施和具体操作上。譬如说，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保护，通常都会涉及到索赔的法律问题，那么，是否有专职的律师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是否有专职的工作人员协助他们与单位、保险公司交涉……

这些具体而微的工作，都是在有受益人提供见证，警方也已作笔录并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的情况下，在警方破案并作出鉴定之前，坚持以“匡扶社会正义倡导见义勇为”为己任的基金会可以承担的职能和提供的服务。而作为一个社会团体的这种担当，更能有力襄助民政部门的行政职能履行。由此构筑的完善的救助、关怀与保障体系，比高额的补助或抚恤金，更能保证民众道德感与正义感的长久保持。

8月上旬有媒体报道称，该基金会负责人感慨说，今年他到东莞考察，吃惊地发现东莞的见义勇为基金有8000万元，排全省第二，东莞发给见义勇为牺牲者的抚恤金是40万元，而深圳最高才8万元，语气中似乎有些“愧不如人”的味道。

如何使筹款渠道保持畅顺，使物质保障机制顺利运作，这是基金会应首要思考的问题。但前述新闻却表明，作为曾荣膺“运作规范高效、深得民心、最具活力”等褒奖的社团，如何在法律目前对见义勇为尚无明文规定，司法理论界对此也争论较大的情况下，进行更积极主动的现实实践，打造一套相适应的服务体系；使得现有的所募集的款项，在更完善的制度平台上得到高效合理的运用，较之艳羡地注目邻市基金会基金数额、抚恤金数目的高企，应该是更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