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城市化的困境

村民变成市民以后,无地可种,无鱼可打,政府也没能解决好他们的就业问题

家住沙头街道一股份公司的陈先生一直反对外人用“城中村”来形容这些散落在城市里的自然村,他说那是一种歧视的表现。事情上,这种歧视不仅仅反映在这样的一种称呼上,还反映在就业等一系列问题中。陈先生说:“今天人们都把‘黄赌毒、治安不好’的骂声都泼在城中村身上,说是村民们‘违建’导致的结果。但是需要反思的是,村民们为什么要去‘违建’呢,比赛一样的‘种楼’。说到底就是因为特区内农村城市化的十五年内,除了让他们的户籍城市化外,无论是村里的道路投入,还是对村民的就业或者是培训,政府是欠了账的。”

如今,一批又一批来自农村的人们拥入城市寻找机会。在李津逵看来,这些人群是主动的城市化,而对于深圳城中村的原住民而言,是被动的城市化。“多年来就业状况这么不理想,说明的严峻事实是,被动城市化的人们,他们城市化的道路比主动城市化的人们的道路更加长远。”

陈先生为“原住民不就业靠收租过日子”找了这样的理由:村民的身份变成市民以后,他们再无地可种,亦无鱼可打,但政府也没能很好地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只能靠股份公司分红和吃房租过日子。没田可种的村民最后想出了“种楼”的办法。股份公司内部能消化就尽可能消化一部分。村里很多人因为文化程度不高,过去的农村技能也无可发挥的地方,就只能当“包租公包租婆”。

就业能力亟须提升

政府要让他们理解到自立的重要性,鼓励他们自谋职业、自主创业

如此看来,产生食利阶层的原因很简单,主要是因为一无学历二无技术三无经验的城中村原住民为了谋生,自然选择了一条风险最小且收益不菲的“以地生财”的道路。土地使他们受惠,但是对社会而言,随着城中村的全面改造,这种受惠的形式却即将改变。

在深圳市社会科学院一位教授看来,“农转非”人员的安置有两种,货品安置和招工安置。前者,政府将承担巨额补偿,后者由于原住民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无法满足用工单位的要求。因此,这两种安置手段对于涉及人数较多的城中村原住民而言都是不现实的。

这位教授提出可以尝试“开发性安置”,即由政府组织一个统一机构进行指导、协调,是通过开放性项目的建设,来解决“城中村”村民的生产和生活出路。这种安置方式,将农民置换“城中村”土地使用权获得的安置费,通过开发性项目的投资转化为生产性的物质资本,使“城中村”村民通过与生产性物资资本结合实现再就业,它兼顾了村民就业和长远的生活保障,能够弥补货币安置的某些缺陷,可以打消“城中村”村民转籍即失业的忧虑,使其避开只身进入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时在文化素质和技能方面的劣势。

单一靠“种楼”收租为生的日子正在改变。沙嘴今年出版的第一期社区资讯中,将“社区新成长劳动力技能培训”的通知也上了社区公告栏。据悉,政府也意识到了城中村居民就业能力提升的问题,福田区自2004年开始,启动了一项名为“关爱、自立”行动,这项被该区称为民办十件实事的“头号”大事,旨在为失业人员进行就业培训,免费提供公共知识培训,提高失业人员再就业能力,鼓励失业人员就业信心。比如针对择业中存在的问题,免费提供“一对一”的心理咨询；另一方面大力开发就业岗位。定期举办失业人员专场招聘会。让失业人员理解到政府的关爱,更理解到自立的重要性,鼓励他们自谋职业、自主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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