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问深圳“先锋VS先疯”悖论

□奥一网评论员　蓝海

[编者按]奥一网深圳“先锋VS先疯”专题，近期将与南方都市报<深圳时评>联合刊发系列评论。继七问之后。我们再推出第八篇评论。现在的深圳光芒四射，里里外外透露着一股子现代城市张扬的气息。今天，作为全国著名的移民城市和经济特区，深圳的活力、包容和机会平等，深深地吸引着各路人才汇集如此。事实上，早在深圳建设的初期，也有过一次南下的深圳建设者——农民工兄弟，这些农民工兄弟来深圳之后，迅速成为深圳建设的主力军，勤劳朴实的农民工兄弟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深圳速度”。然而，今天当深圳倡导先锋城市的时候，这些深圳的建设者们，却还在为能不能在深圳站稳脚跟发愁！

       本专题所召唤的讨论群，是有着初步现代化信念的标准公民/市民。

高海燕:农民工也是既得利益者!

最近，在关于深圳建设“先锋城市”的热烈讨论中，冷不丁冒出一个令人“振聋发聩”的先锋观点：农民工也是既得利益者！抛此掷地有声宏论的是深圳社科院城市运营中心主任高海燕。他认为正是深圳给了农民工创造收入的机会，他们打工获得的收入远远超过他们在家乡从事农业劳动获得的收入，因此，他们也是深圳建设成就的享有者。至于产业不断升级，成本不断增加，导致农民工群体大量从深圳消失，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规律，大可不必大惊小怪，更不要无谓地制造城市悲情主义云云。

当下关于既得利益者的讨论很多，但如此旗帜鲜明地维护农民工的“既得利益者”身份则很罕见。高海燕先生言之凿凿，论据充分，似乎无懈可击，但此说不仅跟学界主流的看法背道而驰，也与我们平时的生活常识相悖，如果说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也是既得利益者，那中国何来的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又何来社会公平问题呢？

要厘清真相，必须先弄清楚何为既得利益者？一般认为，“既得利益者”应该具有这样两个特征：一是现有利益格局的受益者；二是对那些企图和自己分享利益的人持排斥态度。用这样一个判断比照深圳的现实，就不难发现谁是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比如房地产开发商和中介、某些腐败官员勾结在一起，通过各种手段哄抬房价获得暴利成为既得利益者，那么买不起房的普通深圳人，就不可能是既得利益者；医疗、教育等部门在“产业化”的口号下通过高收费、乱收费成为既得利益者，那么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人就不可能是既得利益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具体到农民工阶层，按此标准，他们能算既得利益者吗？当然不能！发韧自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实质上就是一场围绕农业经济、农村社会的改革，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加上政府出台多项鼓励农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政策，作为社会中的最弱势和边缘群体的农民的确在农村经济改革中首先受益，这些社会中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和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一时期的农民的确是既得利益者。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通过税收、储蓄以及其他途径，社会财富和资源逐渐积聚到少数大城市和少数人手中，大量来自农村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社会。农业在过去十几年中已基本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尽管国民经济以6-8%的速度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基本停滞不前，1997年以后大多数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民的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在此情况下，大量中西部农村青年劳动力被迫背井离乡，告别亲人，踏上到东南沿海发达城市打工的道路，而在他们的身后，是一片片破败、凋敞而毫无希望的乡村。

农民工兄弟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深圳速度”。

他们中的很多人首选深圳。作为全国著名的移民城市和经济特区，深圳的活力、包容和机会平等，深深地吸引着这些农民兄弟，他们期待这个城市能够改变他们贫穷的命运。事实上，在深圳建设的初期，正是这些农民工兄弟汇集而成的建设主力军，迅速改变着深圳的面貌。他们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深圳速度”，他们使这个城市一尘不染，宛若花园。辛勤劳动结出美丽的硕果，农民工兄弟由衷地感到主人翁的自豪和兴奋。

然而很快他们就发现，与其他城市的农民工相比，他们的境遇没有多少改善。尽管与在家乡相比，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何止数倍，但根本赶不上城市生活成本的飞涨。昂贵的房租、水电、伙食费、交通费用，掏空了他们干瘪的荷包，哪里还有余钱寄给留守家乡的父母和孩子？更严重的是，他们面前一条越来越宽的鸿沟，正将他们与这个飞速发展的城市逐渐隔离开来。鸿沟的这一边，农民工仍然只能从事那些城市人不愿从事的工作，特别是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或具有危险性的工作，甚至还要冒着时常拖欠工资的风险；他们仍然没有城市户口，无法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不能享受社会保险和其他城市居民能享受的社会福利；他们仍然住在狭小拥挤、秩序乱、卫生差的城乡结合部，同时还要为取得在城里居住和工作的资格支付多种费用。鸿沟的那一边，是城市的既得利益者们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更多的财富，享受越来越好的医疗、住房、社会福利，他们的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的生活内容正逐渐地与香港、甚至远隔万里的欧美密切相联，而与近在咫尺的农民工毫无关系。

留给农民工的出路只有一条：带着一身的伤病回到家乡。

除了极少数精英凭借自身特殊的条件或者艰苦卓绝的努力成功地在深圳站稳脚跟之外，大部分农民工都成为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自身无法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残酷的户籍制度也打碎了代际流动的希望，留给农民工的出路只有一条：带着一身的伤病回到家乡。

所以，身处制度性歧视环境中的农民工群体根本不可能是所谓的既得利益者，恰恰相反，农民工群体正是我们城市中的最大弱势群体。他们并没有从城市发展中获得应得的好处，反而成为城市种种社会问题的替罪羊。

改变这种局面的办法只能从制度的合理设定与安排中寻找。我们注意到，在深圳建设先锋城市的宣言中，将社会和谐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提出“加强政府服务和公共治理创新，加强全社会对和谐发展的重视与投入，以创新的精神统筹解决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关注民生，舒解民困，提升城市生活品质，让广大市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同沐民生福利的阳光。”我想，“市民”当中，应该也包括为深圳建设流血流汗的农民工兄弟吧。如何为农民工提供制度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消除各种歧视性政策，特别是给予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向上流动的机会，使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成为可能，应是城市先锋性建设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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