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强烈的对抗情绪是合理公民表达

目标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先锋城市”的《深圳２０３０城市发展策略》》（以下简称《发展策略》）去年出台后广受专家学者的好评——被认为“是充满希望的新开始”（中国两院院士周干峙语）。网民也以狂热的点击投票和发帖跟帖“消费”这个“先锋”概念，只不过，网民大多是以一种戏谑的方式来“解构”——深圳不是先锋，而是先疯，房价先疯、公交车价先疯、生活压力先疯……

政府愿景与网络民意的悖谬对比效果，的确发人深省——这种情绪冲突和语境对立的场景，当然不是任何力量故意营造的。以笔者看来，生活压力下的民众表现出了强烈的对抗情绪，这不过是基于利益博弈的合理公民表达。

不是太接纳‘先锋城市’是释放焦虑的一种方式

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转型期，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深圳或许表现得更为明显。民众痛恨这些问题，但问题又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这便形成一种集体性对于所处城市能否享受到民生福利的焦虑，很多网友“不是太接纳‘先锋城市’这个提法”，就是释放焦虑的一种方式。

众声喧哗中，可能还有草根对精英的反感：部分精英往往既疏于体味民众的草根生存境况，却又能对政府的施政决策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互联网的技术进步使得民众参与表达、释放焦虑的门槛越来越低：纸媒时代多半只有精英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网络则颠覆了这种精英话语权，为平民表达意见提供了一个通道。获得了表达便利的民众，自然会提高自己的嗓门和音量，和精英争抢话筒。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愿景（“先锋”的张扬和宣示）与网络民意（“先疯”的戏谑和解构），二者之间的辩证法将以一种怎样的生动方式展开？这两者之间是零和博弈、此长彼消的正负关系，抑或“相互型塑”乃至“良性互动”的关系？

先锋概念需要每一个人的福利指数来夯实

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人要拥有较多的发展自由和机会，无疑需要政府愿景为其提供指导、支持和认同的决策基础。事实上，日前在深圳召开的主题为“先锋城市群与中国创新”的中国三大都市圈学者对话年会首次会议，也在《２００７深圳宣言》中指出，“城市发展要把市民的生活和发展需求置于首位目标……让广大市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同沐民生福利的阳光。”假如把这视为对“先锋城市”衡量标准的一种诠释，那么这种精英的话语逻辑其实是与公民表达的诉求相当贴近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保证政府的“愿景”，真的能够为公民提供优质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保障社会的公平、公正、和谐、发展，而不是止于可望不可及的“远景”。

假如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被引进到我国的“公民社会”概念出发，建立一种政府决策与公民表达结合在一起的新治理体系，或许能够与“先锋城市”的概念互补，形成有效协作。城市创新的精神生发，常常依赖于将团体目标和个人目标的自愿追求结合在一起。

先锋概念的指导、宣示意义，需要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的福利指数进步来夯实。惟此，宏大叙事才不会被狂热的公众表达消解，变成凌空蹈虚、空洞的概念炒作；草根对精英的情绪，才不会被人为地制造出“社会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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