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会对皇后码头要不要迁拆的争议，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香港发展局长林郑月娥与保卫码头的“本土行动”成员，近日先后在两场公开论坛直接对话，各自表述了自己的意见（见昨日中国新闻网）。

如果从２０００年港府提出发展中环的第三期填海工程的规划开始算起，香港关于此事的争议，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如果某些内地人士依据自身的生活常识判断，他们会觉得港府迁拆皇后码头的计划简直是理所当然的：香港缺少土地又需要土地，怎么办？只能填海造地。填海工程完成之后，码头已经完全变成了“内陆”，功能尽失，不拆留着做什么？

既然如此，为什么又有市民反对迁拆呢？这是因为，这些市民认为皇后码头保留了他们的“集体记忆”，拆了它，会让他们感到失落。不过，有观点认为，香港人多地少，发展又很快，只能向“拆”字要空间。与此针锋相对的观点是，香港历史博物馆总馆长丁新豹所说的“香港拆得太多，历史要靠实物讲故事，香港的故事如何再说下去”的质疑。

我们看到，尽管港府认为自己的迁拆计划完全符合“法律程序、合约精神和公众利益”，并且代表了主流民意，但仍然做了很多向市民咨询和沟通的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发展局长林郑月娥更是通过发表署名文章，到广播电台和市民连线、接受采访等方式，反复阐明迁拆的理由。为了尊重市民的感情，林郑月娥还明确表示，对于未来新海滨的建设，“我们会听大家的说话，一定尊重市民往后给我们设计海滨的意见。”同时，“搬迁皇后码头，妥善地保存下来，待日后觅址重置，是我们非常有诚意做的工作。”

港府在迁拆皇后码头问题上的柔软身段，的确让人叹为观止。这次林郑月娥在迁拆已经箭在弦上的时候，仍然愿意和“本土行动”成员对话，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展现港府的诚意。反观内地不时出现的野蛮拆迁，不能不让人感到差距之大。

那么，港府为什么会在迁拆问题上如此耐心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香港的政体是一种“咨询型法治”政体。这种政体的主要支柱包括一个中立的、高素质的公务员系统，一个自主的司法系统，以及受法律充分保护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等等。“咨询型法治”强调法的正义性和严格执法的重要性，强调政府必须严格依法施政，以透明的方式行使权力。港府的行为，可以说既是长期在法律约束下行动的“习惯成自然”，也是受到法律严格约束的“不得不然”。

内地和香港，现在是“一国两制”，在我看来，其含义既包含了“两制”长期共存，也包含了“两制”相互学习。深圳与香港近在咫尺，理应在学习“咨询型法治”的优长方面，走在内地其他城市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