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2006年年底深圳十大文明标签评选，众家好手谈深圳先锋城市的价值所在。

朱大可有着不动声色的锐利，穿着墨蓝的中式大衫，像五四时期乔装进城的进步“乡绅”，带着沉淀的银两，支援革命来了。但时隔近一个世纪，这位现代“乡绅”，不再自带银两，而是带着犀利的先锋话语。十分有趣，话语激烈时，朱大可声称自己“不太合群”，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有不合群的学者存在是好的，大家都合群，这个先锋论坛就该改称和谐论坛了；而适度悲观，也许正蕴藏了欢乐的动能与先锋之光。

先锋是流氓文化的分支

先锋言论

自由是先锋城市的基本属性

“先锋”又称“前卫”，来自法语，它包含两个词根，一个是前进，一个是捍卫，也就是说在我们进行变革的同时，首先需要的是捍卫一种东西，这是经常被忽略的，捍卫什么？

我觉得最基本的，对于一个城市来讲，捍卫的就是自由。如果我们不谈论自由，回避这个最简单的语词，我们就无法对先锋给出一个确当的定义。

我认为，自由是先锋城市的基本属性。从全球的视域看，马赛、热那亚、汉堡、鹿特丹、香港、澳门、新加坡和北非的丹吉尔等等，都曾是著名的自由港，不仅提供关税的减免优惠，而且向本国乃至全球居民提供居住和言说的自由。而殖民地上海则是本土的最大奇迹。在1920-1930年代，这个被各国租界所肢解的狭小空间，竟然诞生了20世纪中国最迷人的文化产品。

在当时的上海，不管就是最高的管理

从中国20世纪的城市来看，我认为最典型的以自由命名的城市，应该是1927年-1937年的上海。这个年代是中国文化一个迅速生长的时期。

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北京也曾扮演过这样的角色。为什么是1927-1937年？先是日本人侵略上海，在这之前大批海外的难民和中国的难民集中在上海，营造了一个非常自由宽松的文化原创语境，创造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学样本。很有意思的是，作为这个当时公共租界的上海市政管理最高的机构叫做“工部局”。它下辖：警务处是管理治安的、卫生管理处是管理公共卫生的、还有教育处是管理学校的，还有财务处管理财务的，以及公共乐团，整个管理机构，没有宣传处、文化处。这说明什么呢？这个就意味着当时放弃了对文化的管理权，所以从管理层的途径来讲，也就是这种无为而治的策略，是中国老子精神现代的扩展，它超越了历史主义的传统，对中国的文化事业，做了史无前例的放纵。在当时的语境下，不管就是最高的管理，这为我们这样的文化学者提供了优秀的研究样本，它能够证明，自由以及对自由的庇护，就是文化繁荣最基本的逻辑前提。

延安的先锋在于它的浪漫主义语法

在上海和北平遭遇战争威胁的时刻，延安收纳了大批流亡青年，从而变得生机勃勃起来。延安引领革命浪漫主义风尚，继上海之后，成为中国最前卫的城镇。

南泥湾的拓荒者不仅在辛勤地开辟着荒芜的土地，而且在耕作着革命恋情。“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洒边的流萤(延安颂)”，延河成为浪漫主义的休闲广场，在战争迫在眉睫的年代，它们热切、短暂、稍纵即逝，超越了领袖和士兵的界线，并且成为鼓舞士气的最奇妙的动力。

从1936年到1942年初，延安的革命气息解放了人的心灵和情感，并由此孕生着红色文艺的胚胎。爱情的自由生长，激发了文化原创的生机。延安的文艺和教育单位，从鲁艺到党校，洋溢着20世纪罕见的自由气息。演奏西洋乐曲和民族小调；排演西洋话剧和民族戏曲；展开热烈的歌咏会，讴歌浪漫的新生活；在粗陋的黑板上，书写爱情和革命的双重诗篇。各种原创性活动蓬勃展开，人们在不倦地探寻革命话语的全新语词和句法。

在这样的窑洞信念中，诞生了大批红色杰作，并且成为日后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典范，并且涌现了包括何其芳、冼星海、贺绿汀、古元等在内的新型知识分子，尽管此后的座谈会教条损害了文化的繁荣，但就历史本身而言，它的确已在贫困的陕北高原，创造出一个文化奇迹。

这种文化繁荣不仅基于某种政治信念，而且也基于一种情感自由的维度。“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这样的咏赞，描述着延安移民的日常情感。吴伯箫说，很多从国统区来的人，都谈到过他们到达延安后，所获得的那种“解放感和自由感”。但到了1942年，它被整风运动所粗暴地打断，从此成为一去不返的奇迹，仅存于延安老人的感伤记忆之中。

深圳曾以果敢的变革，成为第一先锋城市在1980年代，深圳一度成为领潮改革开放之风的第一先锋城市。它的标志不仅是这座城市本身被定义为“经济特区”，而且在于《深圳青年报》所扮演的角色。它是青年人本主义精神的南方营垒，一度大量刊发有关支持改革开放的言论，成为指导解冻时期中国的改革消息的重大源头。

1986年9月21日，《深圳青年报》刊发了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钱超英的文章，引起轩然大波。此后，《蛇口通讯报》接过了它的旗帜，继续刊发各种先锋言论，其中也包括以整版篇幅，连续七次转载我本人的长文《空心的文学》。深圳就这样成为全国青年的信念明灯。大批南下的青年知识分子，从海南转道深圳，从那里寻求精神家园的重构。

前些天在连州参加摄影展，碰到一位深圳的摄影家，他说当年看了《蛇口通讯报》的那些文章，才下决心从海南岛转到深圳。他觉得深圳才是他理想中的自由家园。

当时，中国有很多的青年知识分子都跑到海南去了，我的朋友中有两位教授是当年南下海南的“流浪者”，但海南没有办法接纳他们，最后也转到了深圳，当然现在又流浪在了上海。

这个变化是很耐人寻味的。1988年1月，曲啸和李燕杰等“青年导师”，前往蛇口与青年思想移民对话，在演讲现场遭遇与会者的激烈反驳，并引发全国范围的思想争鸣，此即著名的“蛇口风波”。主持蛇口工业区工作的袁庚先生，就此公开阐明自己的立场：“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年轻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作为主政者的袁庚的观点和立场，赢得了深圳乃至全国知识界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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