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是梁文道的主题词，他的个人行为与思想轨迹，呈现出与先锋的紧密贴和。只是，曾经他的先锋在表征上以张扬、反叛为符号，而今天，他用各种款式的黑色衣服，把先锋裹了起来。但是，他或许以为他部分地达到了“藏”的目的，可是，哪怕不说话也好，他的那种气息凝结的目光，以充满厚度的沉静的凌厉，仍然轻易就“出卖”了他。当然，更不要试图去寻找一个没有锋芒的梁文道，不管他的语气在经过多年台湾、香港文化的浸淫后多么充满礼貌和节制，依然一开口必有尖锐、震撼的论调。

而有趣的是，作为整个论坛的学术主持，他呈现出“紧张、严肃、活泼”的主题性状态。他严格控制论坛的流程和秩序，保证了论坛在进行过程中的严肃性；他在每节学者的发言过后，都能率先做出精道的高度概括；而他随时信手拈来的幽默感，让适度的笑声成为严肃话题的另一种沟通途径。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先锋意见，而梁文道在表达个人理念的同时，充当了先锋意见的冷静梳理者，以其自身巨大的能量，散发出光芒和温暖。

先锋言论先锋不仅是审美问题，它还是经济问题先锋在港台，被称作前卫。十几年前，我很关心自己的东西前不前卫。那时候我在台湾、在香港，直到有一天，我看到杜尚的一个访谈。在这个大师级人物的访谈里，记者问他纽约有多少先锋艺术家，杜尚就把地图摊开说，曼哈顿有72个，布鲁克林20多位，皇后区有70多位之类。记者很认真地记下来，而且报道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杜尚是在开玩笑。这个访问对我来说是当头棒喝，从此之后我再不关心这个问题。当然，不等于艺术可以不管了。先锋在艺术上非常重要，先锋是将现代独立的审美观念推到极端。南方都市报再先锋也是个主流媒体，今天这么多的主流媒体，加上一个百仕达地产，都来关心这个问题，再加上政府部门现在也在关注这个问题，其荒谬的程度与当时记者追问那个问题已经不分上下了。现代市场的经济转变使得先锋意识已经变了，它不仅仅是审美的问题，它还是资本文化化的过程、是资本创意化的过程。所有原来被认为很前卫的东西都在现在的经济体制下逐渐地往下流转化为像南方朔先生所说的中锋或者中卫的态度，它也是带动城市经济成长的创意动力，这是为什么我们大家关心先锋的问题，就是先锋到经济成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文化项目再先锋都能变成商业。

先锋不是一件外衣，它考验政府的宽容度环境够不够宽容、够不够开放的问题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但是，如果想鼓吹先锋，如果真的想透过先锋间接地达到创意产业和城市竞争力的话，其中最主要的环节依然是宽容。但是，今天的政府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全能主义政府的功能，你不知道，宽容什么时候会碰到政府的触角范围。

这当中还牵扯到自己观念的改造，像伦敦市长里文斯顿，他弄了一个伦敦客厅。伦敦客厅是开放给全伦敦市民申请搞派对的。每个星期搞派对，里文斯顿市长都去打招呼，最近一次是双性恋者的狂欢派对，被媒体拍到了。有媒体采访市长，市长你支持他们的做法吗？市长很生气，问道，我们都是什么时代了？你是不是讨厌犹太人？所以你要有这种气魄，做一个先锋国家要有政府官员观念根本的改造，所以当政府提出先锋，他要了解到这不是一件外衣，你提出这个观念就会惹来不同的人。比如像我们这批人，我们会给你找麻烦，我们会告诉你该怎么做，每一步可能都在分解你、每一步都在试图改变你自己、或者逼你自己改造你自己。

先锋城市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当我们讲到先锋城市创意产业道路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个社会面向的问题。所有城市，当它靠创意经济来带动城市发展的时候，往往会加剧社会贫富悬殊贫富差距。靠创意产业赚钱的会赚大钱，然后会带来城市的二元化分化。30多年前，圣地亚哥曾经被认为是很前卫的城市，有很多很开放和有前途的公司都聚集在那边。当年詹姆逊也在圣地亚哥，那里一度是思想文化重镇。但后来地皮炒贵了，结果圣地亚哥就衰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教训。同时这还牵扯一个问题：这个城市是谁的城市？最经典的案例是纽约SOHO，本来那里是自由艺术家的聚集地，可是很快名牌店进来以后，艺术家们被赶跑了，撤退到布鲁克林去了。这样的现象放在中国来讲更严重了。城市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今年以前住在农村的人比住在城市的人还多，但接下来是城市的居住人口比农村里面的人多，出现了一个in between city，就是县城的概念。我们一大堆县和镇开始变得有城市的感觉，人口聚集得很密集，但是整个社会组织管理形态还是农村，成为中间地带。这样的中间地带非常多，包围着像深圳、广州这样传统的大城市，于是才有城中村的出现。当我们大讲先锋文化的时候，这个城市的边界不是关闭的，而是不断有人涌进来，他们停留的速度和时间有多久？加上阶级差异、社会贫富悬殊等问题，对我们创建先锋文化有什么挑战？怎么应对？这中间有没有关系？这个问题我自己没有答案，我觉得这是大家值得关心的问题。

先锋对话个人的先锋实践从初三开始先锋·城市论坛：今天你是作为学者出现在论坛，但其实你曾经是先锋的参与者，你自己的先锋实践是什么样的？比如你曾经做过戏剧，你认为当时你最牛、最前卫的作品是什么样的？

梁文道：我的实验戏剧的创作是从中学开始。当时我在台湾，念初三，而台湾的小剧场运动刚刚开始。当时我们都是受到香港团体“进念二十面体”的影响，那是两岸三地最早的一个实验剧团，是由从美国留学回港的荣念曾带领林奕华等人创建，很多人都受过这个剧团的影响。他们吸引了一大批文艺青年，后来都成为香港流行文化界的中坚力量，比如欧阳应霁、黄伟文以及达明一派的黄耀明等。高三的时候我开始参加校外的演出，当时我已经在写很多乐评、剧评，我参与的剧团是叫“沙砖上”，黄秋生、张达明都是其中成员。那个剧团大多是比我大十多岁的人。

先锋·城市论坛：你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以小辈的身份另辟蹊径搞理论？

梁文道：他们都叫我“小怪胎”，因为我最喜欢谈理论。他们奇怪，怎么会有一个高三学生老是讲后现代、讲实验剧场、什么简约剧场。我当时是“戏剧顾问”的角色，给演员讲戏，也导演，也有演出，做过行为艺术、观念艺术的东西。我那时候还策划过一个假的展览，我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给媒体介绍我的展览，给他们发了新闻通稿，但其实这个展览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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