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自“民办教育”这一概念多年前进入公众视野以来，便经常被各种力量有意无意地作为“另类”看待。“深圳民办学校收‘订位费’惹争议，学生家长质疑学校非法收费”的新闻，无疑为此增添了一个新的个案。因为，教育部门已经说了：“学校确实违反现有规定，但规定本身对民办学校有值得探讨之处。”

“订位费”（有些地方名为“报名费”）的话题并非自今日始，也不独深圳如此。放大来看，只要是流动人口比例大的地区，主要吸纳非当地户籍儿童的民办学校往往都存在类似“行规”。进一步说，这种行规凸显了一些当前迫切需要关注与解决的问题：如何让流动儿童读得上书？如何让家长交得起费？如何让民办学校办得起学？

首先必须厘清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收取“订位费”明显违规，属非法收费。

收取“订位费”对学校来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生源流失的风险，确保其可靠的生源。但这却是以学生家长承担因子女就学流动而造成的学校所预购课本、校服的浪费和损失为前提的，其实是一种权利义务不对等、明摆着转嫁风险的霸王条款。

公众一直不缺少对于“订位费”问题的建言，譬如说，教育部门应切实加强对民办学校收费的管理，对“订位费”予以坚决取缔。但几乎每个学期末，教育部门都得一再发文重申民办学校招生不得收取“报名费”或“订位费”，可见，“订位费”并未因三令五申的政策宣示而绝迹。又譬如说，设立由教育部门参与管理的“订位费”公共账户，这不失为让“订位费”更规范化透明化的可行意见，但说到底，它不过是就事论事见招拆招的治标之道，要正本清源釜底抽薪，还得化解行政障碍。

实际上，教育部门对于“订位费”在定性与实际操作上存在自相矛盾的暧昧心态，从大的社会背景来说：一方面面临扩大义务教育覆盖面的政绩压力，必须让民办学校对公办学校形成资源互补；另一方面，基于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流动儿童又无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财政负担的义务教育经费。这样一来，民办学校的收费问题就显得十分棘手。而在目前我国教育发展所对应的权力构成中，部门力量、公办教育依然树大根深、相互依存。民办教育犹如墙头芦苇，只是原有体制内要素资源的拾遗补缺。面对此种情形，职能部门当然不愿意承担太多的行政成本，最符合利益考量的现实做法，就是默许民办学校以违规收费的方式缓解资源、资金的压力。

难道在民办学校、学生家长、教育部门之间，就真的无法达到一种利益上的平衡，而非得让“订位费”这个话题年年扰攘公众视听吗？

回到“订位费”本身，其现实功能无疑是应对因学生流动性大而引起的办学规模、课本、校服等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的消除，完全可以通过由教育部门在全市或全区范围内统一订购课本、校服，然后根据学生流动情况在各个学校间予以调整、调拨，将误差导致的各个学校的浪费和损失减到最少。而这有赖于掌握公共资源的职能部门担起监管之责，与辖内所有民办学校联合搭建统计框架，摸清大致的办学力量和学位数量，对一段时期的学生流动情况有一个细致的调查分析结果。现在的问题是，促使职能部门愿意付出巨大行政成本的内在动力在哪里？恐怕还得从《义务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法律层面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