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工爆血管牵出劳务工的加班情结,专家认为根源在于劳资力量悬殊
●反正下班回去也没事做,当然愿意加班挣钱。——工人
●员工如果违反厂规,厂里不会同意他加班。——厂方
●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劳动部门
●工人主动加班,缘于只能被动接受资方游戏规则。——专家
近日,深圳女工熊绍敏被主管罚不能加班,当晚便爆血管昏迷不醒。其究竟是有高血压病史还是因情绪激动所致,目前无人能说清,但记者调查发现,像熊绍敏这样“热衷”加班的工人确实大量而广泛存在。另一方面,抗议工厂超时加班、拖欠加班费等新闻也不鲜见。
为何这一对矛盾现象同时存在?工人们的加班情结是如何形成的?怎样才能保障工人的基本利益?
熊绍敏,这个来自四川达县一个小镇的中年女人静静地躺在宝安公明人民医院普通病房,她的丈夫谢先生一脸愁苦地守在一旁。六天前,她因与同事吵架被主管罚不能加班一星期,当晚她脑血管爆裂,至今昏迷不醒。
1988年,她和邻镇的谢先生相识结婚。1991年和1992年,夫妻俩先后告别农耕生活,来到深圳。最初,两口子打零工为生。谢先生说,熊绍敏没有工作时,全靠他300元工资维持。2000年,当时34岁的熊绍敏成为公明街道红星社区志峰五金塑胶厂一名工人,一干就是8年。
在深多年,现在两口子每月收入两千多元,除了日常开销,还要供两个儿子在四川读中学。因此两口子都省吃俭用。上周五,熊绍敏在上班时与同事吵架,这一违反厂规的行为,使熊绍敏和同事均被罚不准参加未来一周的加班。当晚熊绍敏在睡觉后便再没醒来。尽管现在无人能说清她为何突然脑血管爆裂,但谢先生坚持认为,工厂的处罚使熊绍敏损失了未来一周的加班费,她因此激动而发病。
不能加班,为何如此激动?谢先生说,熊绍敏基本工资是每月700多元,所以她和厂里大多数工人一样,主动参加厂里每天下班后的两个小时加班,加班费每月约300元,一周不能加班,等于少挣100多元,相当于她一月的伙食费。
据介绍,熊绍敏所在的志峰厂只在业务量大的时候才安排工人加班。该厂负责行政工作的麦先生表示,“我们不强迫员工加班,都是让员工自愿参加,但员工如果违反厂规,就算他愿意加班,厂里也不会同意。”麦先生称,不让她加班是让她休息一下,顺便用这个时间好好反省一下。
据称,志峰厂安排员工八小时之外的加班时间不超过两小时。尽管不参加加班可以获得更多休息时间,但志峰厂一位中年女工说,她宁愿放弃休息。该女工和熊绍敏同一个车间,平日和熊绍敏一样省吃俭用,因为家里有孩子要读书,有老人要赡养。
“如果让你不加班,休息一下,你愿意吗?”记者问。“当然不愿意啊,”她说,“我这个年纪有份工作不容易,反正下班回去也没事做。”据她介绍,在业务淡季,她每个月只能挣500多元,赶不上加班挣加班费,因为厂里没有那么多事给工人做,这更加让她珍惜加班的机会。
这位女工或许道出了渴望“适当加班”的工人群体的心声。
在志峰厂所在的公明街道红星社区,有40多家工厂。社区居委负责人周瑞平说,近年来,社区里的工厂业务量有所下降,所以也没有必要经常性加班,这样一来,只要厂里提出加班,那些为养家糊口而打工的工人都主动要求参加。周瑞平强调,工人们乐于参加的,是法律规定时间内的加班。“不是那些十几个小时的加班,那种加班没有工人愿意参加的。”
和公明街道相邻的一个街道办也提供了相似的说法。这个街道办劳动站表示,在不久前进行的调研中,接到一些工厂的工人反映,他们很愿意参加厂里的“适当加班”,即不影响休息的加班。
对劳务工主动要求加班这一现象,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孙群义认为很正常。他认为,外来劳务工绝大多数没有在当地安家,离乡背井打工就是为了挣钱,下班之后就是休息,基本没有休闲需求,所以他们有利益冲动,去利用部分休息时间来加班挣更多钱。
“这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广东省劳动保障厅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近年来,劳动监察部门对省内许多企业工厂做了大量调查和摸底,发现劳务工普遍存在一种心态,即自愿加班。劳务工告诉调查人员,他们来广东是为了挣钱养家,正常工作时间下班后也没多少事干,只要身体能够承受得住都愿意多加班挣钱。
因此,劳动部门对此现象也不好干预,只能是加强监管,要求企业在安全、合法的情况下安排好工作时间,加班情况企业方面必须知会工会,了解工人想法,如暂未成立工会的也要针对大多数工人意见。更重要的是,监督企业按时发放加班工资,不要拖欠而引发劳资矛盾。另外,希望工人也要考虑自身实际情况,保证身体健康的前提下加班。
自由撰稿人郭松民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工人之所以主动向厂方要求加班,实属无奈,根源在于目前工人只能被动接受资方游戏规则。
郭松民说,工人主动放弃休息时间要求加班,目的无非是为了获得更多加班费。这表明工人在八小时内的最低工资标准尚难满足温饱、子女教育、住房等基本需求,工人不得不要求加班。工人表面上是自愿,实际上是受迫于生活压力,这和白领下班后加班做兼职有着本质区别。
以往工人因超时加班而罢工,现在工人主动要求加班。郭松民认为,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并无本质区别,不同的只是资方的游戏规则。他说,两种现象有共因,那就是劳资力量对比太悬殊,工人只能被迫接受资方不同的游戏规则。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让代表工人的组织成长起来,使其具备和资方博弈的力量,这样双方可以通过协商来确定能保证工人基本生活需求的最低工资。
对于工人抗议加班和主动要求加班这两种不同的现象,孙群义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说,以前工人工资较低,但社会生活成本也相对低,工人加班冲动并不强烈,对工厂超强度的加班更是深恶痛绝。而近年,社会生活成本高了,工人工资增长幅度跟不上,因此有了主动加班的利益冲动。孙群义进一步分析说,最低工资不够应付生活的情况下,工人主动要求加班,这就暴露了劳资方面的深层次问题。
孙群义提出的治本之策与郭松民类似。他认为,主要对策还是平衡劳资力量对比,通过劳资协商来改善工人待遇。他透露,劳动部今年要大力推行此举,主要方式是通过地方总工会和行业商会分别代替工厂工会和工厂进行协商,以此解决工厂工会力量过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