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洲田起义以后，包括香港、深圳在内的广东地区，革命活动火种并没有熄灭，无数的革命先烈在寻找新的道路。此时，中国历史也掀开新的篇章，从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开始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

在深圳和香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也在这里播下了种子。1924年，宝安开始发展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中国共产党宝安县支部成立，今天我们很熟悉的福田区上步村一位名叫"郑奭南"的年轻人成为最初的三位主要负责人之一，此后他还曾担任过中共宝安县委书记，县委就设在宝安县城南头关口的郑氏大宗祠。在日后的省港大罢工中，郑奭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此时的香港，仍属于英殖民地，但当时在香港的很多工厂里，员工收入低微，工作又特别繁重，一些工人互助的团体形成，这也是香港早期工会的雏形，也有少量的底层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省港大罢工爆发

宝安众工人响应

1925年5月30日，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打死工人顾正红，学生们游行示威声援，租界的英籍巡捕开枪射杀，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为了声援上海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决定在广州和香港组织罢工。

苏兆征、邓中夏等共产党员组成党团，到香港组织罢工运动，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作为香港组织罢工的公开指挥机关，领导香港工人于1925年6月19日开始总罢工，声援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项条件，并向香港当局提出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少房租、居住自由等要求。

实际上，虽然省港大罢工爆发在香港和广州，但是却和当时的宝安不无关系，参与罢工的工人中，有不少就来自宝安县，由于地理的便利，不少过去的宝安人都到香港谋职，在工厂打苦工。其中较为知名就是来自宝安南头的一位年轻人陈郁，这位日后官至广东省省委书记、省长的年轻人诞生于宝安县南山村（今天深圳市南山区），由于早年丧失了父亲，家庭的贫苦让一家人生活备受艰辛，他12岁时，母亲就把被迫把他送到香港的工厂当学徒。在香港工作期间，他亲身感受了资本家残酷的剥削手段，五四运动时，当时被派回广州学习的陈郁也参加了这场运动。再次回到香港，改行当海员的陈郁，很快加入海员的工会组织，并且在1922年积极参与了香港海员大罢工，成为香港海员工会的骨干，正是在工人运动中的积极表现，他认识了省港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苏兆征。6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与苏兆征等在香港工团总会召集了20余个工会负责人开会，陈郁就出席了会议。组织者在工人中选出代表组成最高议事机关--罢工工人代表大会，陈郁就被当选为罢工工人代表之一，并任罢工委员会的宣传干事。

深圳开设接待站

6月19日晚起，香港大罢工开始爆发了，首先爆发的是海员、电车、印务工人，接着是洋务、起落货、煤炭工人以及各种工人相继而起，据统计，总共参与罢工的工人约为25万。由于港英当局对工人提出的要求并不做回应，反而是采取封锁和戒严的高压态势，并且四处张贴布告警告说，上海的事件与香港无关，工人应安心乐业。如果有参加罢工的人将会被严惩。由于规模浩大，香港政府宣布戒严令，宣布禁止粮食出口令，海军陆战队全体登陆，香港顿时仿佛面临作战状态，但大批的工人在罢工委员会的组织下，开始撤离香港，回到广州。

从香港到广州，深圳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也是工人们的必经之地，深圳成为广州与香港工人运动的联络点和第二战场。在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广九铁路港英段停开，罢工工人需要徒步数十公里来到深圳，罢工委员会跟深圳当地党组织决定在深圳设立香港罢工工人接待站，接待站就设在今天东门老街的"思月书院"，也就是深圳罗湖一个大家族张氏的宗祠。当时接待站的任务是安排香港过来的工人再分批坐火车取广州。据统计，从香港回到广州的工人中，有80％都是经深圳再中转的。

陈郁当时也被罢工委员会安排回深圳，负责中转安置工作，据史学家研究，陈郁的母亲在南头也参与了南头妇女协会，积极发动群众支援深港大罢工，陈郁还曾经将母亲的首饰卖掉，给罢工工人买船。

深圳地方武装封锁香港

6月23日，回到广州的罢工工人和广州工人举行示威游行，路过广州沙面租界时，又惨遭英法巡捕机关枪扫射，中国人民都开始动员起来，声援省港大罢工。

7月初，罢工组织者决定采取封锁香港的战略，并且发出封锁香港的通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铁甲车也进驻宝安县的边境，执行封锁香港的任务。此时，在深圳地方党组织担任负责人的郑奭南兼任省港罢工委员会特派员，他为革命队伍搜集情报，当向导，同时他又亲自组织宝安农民自卫军配合铁甲车队封锁香港，截留外来的英国货物，不准内地的一些商人接济香港。

在强有力的封锁下，香港顷刻变成"臭港"，当时正是夏季，街上垃圾成堆，无人打扫，物价飞涨，肉食菜蔬都开始价格飙升，即使这样，街市还没有东西可以出卖，而大批产业工人的撤回，直接导致香港经济受到打击。

大罢工持续了15个月，香港的经济活动几乎停顿，不仅港英政府面临窘况，大部分商人也受到损失。面对如此的状况，当时港英当局主政的司徒拔主张对中国强硬，甚至一度要求伦敦出兵相助，封锁南中国，伦敦并未采取他的意见出兵，但是给香港借款数百万英镑，帮助其恢复商业发展。直到1926年，这位主张强硬的港督司徒拔在结束任期后被撤换，伦敦派来另一位认识中文，对中国也较为友善的金文泰担任港督，金文泰既能说国语，也能说粤语，他开始和中国进行谈判，罢工最终宣告结束，香港经济重新复苏。据说，省港大罢工的风潮使金文泰有一个感悟：若想在香港当好总督，没有广大华人的配合是绝对不可能的。

（下回预告：省港大罢工振兴了工人的士气，回到香港的人们刚刚开始重新投入生产，恢复香港经济发展，抗日救国运动又即将开始了，深港两地的人们又一次坚决地站在一起，为维护民族尊严而战。）

第14回深港史话

港督兴取中文名

第十七任港督金文泰来到香港，和中国方面谈判，采取友好的态度，据说他吸取省港大罢工的教训，开始在香港推行一种与过去的统治方式不同的政策。在他的任内，他突破历来行政局不许华人参与的传统，首次委任周寿臣为行政局第一位华人官员，将立法局议员由6人增至8人，其中华人议员由2人增至3人，还赞助香港大学正式设立中文系。他一直致力于促进香港英国人士与华人之间的交往，香港经济重新起步。

有趣的是，也许是伦敦方面看到这位懂中国的港督所起到的作用，从这一位港督开始，所有到香港任职的港督在被派遣来前，都由英国官方给他润色，取一个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中国名字，以加强跟中国民众的亲近感。譬如，在他之后的贝璐、郝德杰、罗富国、杨慕琦、麦理浩、卫奕信。据了解，这些名字大都是由一批"中国通"人士专门研究，根据他本来的英文名翻译而来，这些名字非常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审美，若不了解的，还以为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呢。比如港督"卫奕信"，他就被认为是拥有一个非常有诗意的中文名字，他的名字倒过来的谐音是"信义"，非常符合中国道德的要求，其实他自己原本有一个汉名"魏德巍"，担任港督之后，当局给他改名为"卫奕信"，而这位港督，也是一位对中国态度比较友善的，在他的任内，解决了香港问题，据说有英国人指责他过分亲中，没有维护英国的利益。

不仅是港督，英国政府高级官员也都有汉名，由英国驻港商务专员公署决定。Malcolm　Rifkind任国防大臣时，该公署已经为他取名"聂伟敬"，他出任外相后，该署又为他改名"李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