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中英双方组建深大电话公司，大大改善了深圳的通信条件。随着特区的发展，来投资的港商不计其数，中华自行车厂就是港商北上结出的果实，该厂由三来一补，逐渐过渡到合资企业，并很快做出了辉煌业绩，达到了世界知名的地步。“最辉煌的时候，中外领导人来深圳考察，首选中华自行车厂。”当年参与合资谈判的中方代表钱振湘回忆起在中华自行车厂的经历，颇为自豪。

私售属违法　港商不敢来

说起中华自行车，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提到阿米尼自行车，大家就耳熟能详了；说起中华自行车，就不能不提到施展熊，这个在福建出生，从小跟着家人定居香港，后来又在台湾工作的港商，“相当聪明！”当年成立合资中华自行车公司时的中方代表，后来成为公司副总经理的钱振湘这样评价他。１９７２年，施展熊在香港的大寰自行车公司事业刚起步，但由于零件质量不行，人工成本高，他的自行车出口生意惨淡，几年发不出员工工资。

后来，邓小平决定搞深圳特区，施展熊立刻意识到，这是个好机会。于是他让自己的表哥从１９７９年开始就在内地活动，想找内地的企业合作，当时的“凤凰”、“永久”都很“牛”，对他们递来的橄榄枝不屑一顾。直到１９８２年，通过介绍，他才找到了深圳轻纺公司，与其下属的深圳自行车厂合作搞来料加工。深圳的生产成本比香港便宜得多，尤其在工人工资方面相差悬殊，当时香港工人的月工资８００多元，而深圳则只要１５０元。

当年，施展熊从台湾进口了５０００辆自行车的零件，在深圳组装成型，但因出口受阻，最后被深圳自行车厂当时的厂长运到了东北老家出售，那时，自行车是要凭票购买的，私自售卖属于违法行为，这位厂长因此被革职。因为这件事，加上对内地局势不放心，施展熊不敢再来了。

拟合资合同　背熟企业法

直到１９８３年４月，深圳市政府率团到香港招商引资，宣传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施展熊才答应继续北上。４月份，深圳市自行车厂与施展熊签署协议，将来料加工改为合作生产。

当时的深圳自行车厂十分困难，职工发不出工资，女职工靠做胶花赚点手工钱，而男职工则靠帮人打铁皮房为生。１９８３年底，钱振湘从市政府公交处调到自行车厂。上班那天，他发现自行车厂什么规章制度都没有，每天点完名就由厂长派活计。钱振湘被派去时，领导说让他当厂长，他看工厂这个样子跟农村生产队差不多，于是将所有合作协议拿出来研究，看到与施展熊签署的协议什么具体的内容都没有，完全就是港方要求怎样就怎样，认为“搞不下去”。

钱振湘打了４次报告给上级深圳轻工公司，与港方也谈了多次，最后对方终于同意重新签订合同，“干脆搞个合资企业”。当时，深圳的合资企业很少，只有东湖宾馆等寥寥几个，而且是中方出地，港方全权管理。在制造行业，把钱拿到一个袋子里一起搞合资企业，还没有一家。

没有可借鉴的经验，钱振湘只好自己动手拟合同，唯一可参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他都能背诵下来了。整整４个月，双方就汇率问题争执不下。最后，施展熊拍板：也不讲汇率了，双方各出一半钱。最后，合同约定，香港大寰出资１２００万港币，深圳轻工公司出资３４０万人民币，按照汇率，双方的资金差不多，各占５０％的股份，风险和利益共担。深方提供土地、厂房，负责财务和管理。港方管生产，成立深圳中华自行车公司，上级单位轻工公司（原轻纺公司分成了纺织公司和轻工公司，自行车属于轻工公司）的人担任董事长，施展熊担任总经理，钱振湘担任副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创造阿米尼　港商获名利

为使施展熊一心一意办好这个公司，钱振湘费了不少功夫，让他下决心关掉了香港的工厂，他对施展熊说：“将来你绝对是名利双收！”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６日，深圳中华自行车公司投产。“实际上，那时我们还不具备投产的条件，是想逼施展熊破釜沉舟而已。”钱振湘说，按照合同承诺，资金、材料都必须由深方来解决，而他们又没有采购国外材料的经验和外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立刻在香港注册了ＣＢＣ香港公司，进出口业务由施展熊的大寰公司代理。

当年，深圳中华自行车公司账面亏损３０多万元，但次年自行车公司就开始赢利。说起合资初始的艰辛，钱振湘有说不完的故事。因为没有钱，他和施展熊出差住的都是最便宜的小旅馆，炎热的夏天连个电扇也没有，热得睡不着就只好赤膊聊天。原来每人每天至少要抽一包烟，为了省钱，两个人两天才抽一包烟。

经过努力，从１９８６年开始到１９９２年，中华自行车飞速发展，业绩呈直线上升。１９８８年，自行车公司与英商合作，创造出了第一个冲向世界市场的自有名牌产品“阿米尼”，从而向“委托设计制造”的“高境界”迈出了一大步。１９９２年公司的产量达到了１８０多万辆，产品出口欧美等几十个国家，在国内机械出口排名中名列第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单家工厂出口企业。

当年，钱振湘承诺施展熊“名利双收”也得以实现，施展熊当选政协委员，成为了外商投资会副会长……他的座驾，由最开始的二手宝马，升级为二手奔驰，后来又换了一辆“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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