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各地政府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将他们当成一个特殊群体来区别对待，而管理模式则各有千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是外来人口较多的城市之一，其管理难度自然是比较高的。尽管如此，深圳市在外来人口管理问题上，还是颇具创造精神，例如，昨日就有媒体以“五种模式有序管理流动人口”为题，报道了深圳市近年来推行新管理模式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这些成果包括：去年出租屋刑事发案率下降３３．６％；暂住人口信息采集率达９５％以上。

不到２０００平方公里面积的深圳，租住在２９２万间（套）出租屋中的人口就达到１０３５万人，能够在此基础上取得上述成绩，自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同时还必须注意到，深圳市的“五种模式”（即旅业式、物业式、单位自管式、院区围合式、散居包片式），从形式上看虽然有些新意，但究其本质，仍然没有摆脱旧有的“管”性思维。在这些管理模式中，“以房查人”与“以房管人”，成了主要的管理手段；减少犯罪，控制外来人口扰乱社会治安，则是主要管理目标。这样的管理思维，仍然带有较强的“将外来人口当成潜在犯罪群体”的色彩。

对公安机关而言，对外来人口加强管理以防范犯罪其实并无不妥，毕竟，公安部门的工作就是预防与惩治犯罪。但从政府的公共管理角度来讲，戴着有色眼镜对待外来人口，与其自身的角色是不相匹配的。纳税人之所以组建政府，并不是要求他们管束自己，而是希望得到更多的服务。但在现实中，却总是发生这样的冲突——外来人口同本地人口一样纳税，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却比后者要少得多，甚至还经常成为被歧视的对象。比如今年４月份，北京市在“流动人员登记表”中，添列了“高危人群信息”的栏目。事实上，这类不加掩饰的歧视性眼光，并非北京有关部门一家独有。

在社会转型期，人口流动可加速人才与信息的交换，其积极意义对流入地来说，足以创造奇迹。如果一个城市的外来人口超过了本地常住人口，则意味着公共管理的职能要加速转变，而不是对外来人口进行差别式管理。

事实上，社会秩序是一项共同性需求，不仅本地人口有需求，外来人口也有同样的需求；而犯罪因子，更不是与生俱来的，本地人同样有可能受环境或心理因素影响，游走于犯罪边缘。但是，为什么外地人总是存在更高的犯罪风险呢？笔者认为，政府“管理有余服务不足”的管理特点是一大原因。在现实生活中，外来人口的犯罪，主要体现在侵占财产方面，例如偷、盗、抢。而侵占财产的犯罪，通常是因为外来人口找不到工作、老板不给工钱、做小本买卖门槛太高等等。此时，政府如果仍然侧重于管人，反而会适得其反；如果政府突出服务性，则完全可能让外来人口融入正常的甚至积极的生活轨道。

一个良好的有序状态，应当是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成员都有共同参与维护秩序的愿望。如果我们非得将人口分为外地与本地，那将不可避免地衍生出群体对立情绪。包括深圳市在内的许多地方政府，在创新外地人口的管理模式上，如果不摒弃“管”的思维，都只能是形式上的创新。笔者建议，不妨引入社区居委会式的服务性管理模式，以出租屋为家庭单位，每一户外来家庭成员的信息、迁移、计划生育等事务都和本地人一样，就近或到专门的居委会登记备案。

当政府以服务者的面孔出现，相信因此而焕发出来的力量比成天喊着“加强管理”会强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