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在深圳市人民医院，一男子将经亲子鉴定后被“排除”（即鉴定结果为非父子关系）的近一周岁小孩当场摔死。我们或许已经无法探究或还原这位男子当时的心理活动——妻子的红杏出墙如何导致他的丧心病狂？就事论事的责任论定或道德谴责同样苍白无力。这一幕令人扼腕的惨剧，不过是近年“亲子鉴定热”所凸显的现代人越来越严重的婚姻危机的一个极端案例。

投入了无数父爱，抚养的孩子却并非自己的亲生骨肉。可想而知，“便宜老窦”们面临着多大的心理压力。在“绿帽子”的重压下，这批“便宜老窦”，简直就是对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威胁甚大的潜在“定时炸弹”。对“便宜老窦”的“排险”，显然不能只是指望他们进行心态上的自我调适：提升其心理承受能力，避免其将精神上的羞辱感转化为对家庭成员的现实伤害，以暴力宣泄的方式转嫁心理压力。基于此，笔者建议不妨在亲子鉴定的操作程序中加入对送检者进行心理辅导的环节。

这种设想并非矫情或者天真，而是有现实支撑的。事实上，如今有关亲子鉴定的法律规范就如同白纸一张，中国大陆尚无任何法律来认可或规范其程序及效力，也没有行业规范来约束民间机构。一张白纸也是最容易做文章的，有朝一日相关法律的拟订，鉴定主体资质审批的严格、慎重必须得到保障；在操作程序上也必须保证亲子鉴定不被滥用，不能像去菜市场买菜一样简单随意，所以送检者拍照、按手印、签协议等手续必不可少；更重要的是，冰冷的检测仪器无法代替医生对送检者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关怀——假如结果显示为“排除”，鉴定机构必须配备专职人员对送检者进行心理辅导。

而在相关法规尚未完善之前，这些鉴定机构的上级主管应该先行建立行业自律的规范，毕竟自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亲子鉴定的大门向私人开放后，急速发展的市场竞争同样激烈，正规的鉴定机构更是遭到众多网上“亲子鉴定”服务的严重冲击。高额的鉴定费用（目前收费标准基本在数千元左右）应该对应多元化的服务项目，在提供权威性和准确率更高的鉴定结果时，增添人性化的元素。按照营销理论来说，这不也是一种做生意的高明手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