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时基本生活条件无法满足、相关法律滞后于现实维权需要、维权成本高劳务工维权难过三道坎

近日，省委书记张德江到深圳团听取代表讨论党代会报告时，寄望深圳在整合社会力量，维护广大职工尤其是外来劳务工权益方面继续为全省探索出新的经验。

“取证难、耗时久、成本高、程序繁琐……这些让劳务工维权道路走得很难。”昨日，本报推出劳务工维权调查后，开通热线受到市民热捧。昨日一天，近百人通过电话、发短信、传真和电邮的方式讲述自己维权经历，或对如何整合各方社会力量，更好为劳务工维权提出建议。

近日，省委书记张德江到深圳团听取代表讨论党代会报告时，寄望深圳在整合社会力量，维护广大职工，尤其是外来劳务工权益方面，继续为全省探索出新的经验。

作为新兴移民城市，深圳有众多外来劳务工。近年来，深圳重视为劳务工维权提供服务和指导，工会、劳动部门等都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措施。但劳务工维权难的呼声还是时常能听到。

为此，本报昨日推出劳务工维权之难和工会维权局限调查，并开通热线，希望听取各方有建设性的意见。消息见报后，引起广泛反响。

昨日，近百人联系本报，其中不少是有过维权经历的劳务工，在他们看来，劳务工维权有劳动仲裁、到法院打官司、信访、司法调解、向媒体投诉等途径。而上述途径在为劳务工提供多种选择的同时，环节上却存在取证难、耗时久、成本高、程序繁琐等问题，阻碍了劳务工的维权之路。

而作为一些已经存在、为劳务工维权提供补充力量的民间维权人士，则表示受到的支持不够。知名维权人士周立太律师回顾自己１１年为劳务工维权之路，称劳务工维权面临维权时基本生活条件无法满足、相关法律滞后于现实维权需要、维权成本高三大瓶颈，建议采取政府或民间机构给劳务工提供必要生活条件、降低劳务工劳动仲裁费用、引导管理和支持民间维权为劳务工维权等方式，解决上述问题。

■　劳务工自述

劳动仲裁：取证难

□叙述人：赵先生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日，宝安区某电子厂保安赵先生在队长的安排下在厂区周围巡逻，结果被一辆货车撞倒，货车逃逸。他被同事抬到医院抢救了３天，治疗费花了１万多元。同事捐款了几千元，其他的都是靠他的积蓄和东挪西借。而厂方表示会给予２０００元的“人道援助”，但并未兑现。

赵先生认为自己属于工伤，但厂方说他去大门口巡逻被撞与公司无关。赵先生于是到西乡街道办上访，工作人员建议他去找劳动站，劳动站表示他的情况属于社会保障范围，让他去找社保站。

由于头部被撞，视力下降，赵先生只好拖着病躯继续去找社保站。到了社保站，工作人员受理了他的投诉，让他去医院做鉴定。经过鉴定，结果证明为九级伤残。他拿着鉴定满怀希望回到社保站，但工作人员却表示，由于厂方不配合，取证困难，工伤认定受阻。社保站对他的情况表示同情，但也无可奈何。

赵先生说，事后他知道公司负责人交代员工，不得给赵先生工伤认定提供证明，否则将开除提供证明者。今年３月，赵先生和厂方的合同到期，厂方表示不会和他签新的合同。赵先生表示抗议，但厂方的回应让他无计可施。

“厂里说，你要打官司就跟你打，打赢了就给，打输了你自己赔。”由于无人作证、取证艰难，赵先生认为官司必输无疑，加上打官司也要钱，一审二审之下，他打不起，也拖不起，只能忍气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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