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深圳八位副市长年内‘作业’公布，希望全体市民严格监督”的热点新闻，我和许多深圳人一样，一边欢欣鼓舞，一边有所担忧。

无疑，这则新闻体现了深圳市政府已从“关注民生”走向“关注民权”，开始抓住中国进步的根本问题。近年来，许多政府官员大谈民生问题，好像一旦“关注民生”，贫富悬殊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其实这是一个“隔靴搔痒”的伪命题。经济学家赵晓说得好：“真正重要的不是改善民生，而是增进民权”；“‘三农问题’的关键是政府的权力太大，农民权利太少。”西方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早已证明，给民众更多的民权（自由）意味着实现更好的发展，而未必非要通过“二次分配”来实现所谓公平分配。

有一组数字最能说明“政府的权力太大，民众权利太少”——“十五计划”期间，中国ＧＤＰ增长了５７．３％、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仅增长了５８．３％，农村居民纯收入只增长了２９．２％，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１．３６倍。何以政府收入增长会远远超过ＧＤＰ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大大落后于ＧＤＰ增长，更落后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经济学家们的结论是：因为国家权力太强，强制性收入增长太快，这种“国强优先”导致了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居民消费相对不足，从而使中国多年无法解决内需严重不足问题，使许多中国企业被迫通过外贸来解决市场出路，结果又因配套工程条件不够而惨遭“国际化失败”。

由此深入下去，“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这“三座大山”也并非是“市场化失败”的结果，其实是因公众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不足而导致政府在住房、教育以及医疗资源供给上的不足。一句话，今日中国的贫富差距悬殊，正与权力结构的高度不平衡相关。

深圳市政府从“关注民生”升华为“关注民权”可喜可贺，但在“八位副市长希望全体市民监督”的新闻中，人们却看不到有效的操作办法和路径（至少在现有的新闻中看不到）——市民们如何监督八位副市长？现有的“电话监督”太麻烦，许久打不进，好不容易打进去了，却只是告诉你再打什么“投诉电话”，而那些电话照样是“自动提示”你一些转接程序；媒体监督版面有限，而且也存在诸多不好操作的空间与命题，好多意见即使网上传播也不太容易。

更重要的，我们国家现行的民主制，是一种现代代议制的间接民主政治，选民们的民主权利，主要通过选举人民代表来实现，并非由全民直接选择公共政策本身，因为许多公共政策涉及专门知识，并非普通人可以抓住问题要害。所以，要监督好“八位副市长”，最简便的方法是运用好现有的人大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应该是一个可以集中代表人民利益的有效监督机构。

要想监督好八位副市长，首先需要人大代表们愿意并且积极深入实际生活中调查研究，人大代表们完全有理由有资格有义务有责任对八位副市长的监督请求予以回应，并适时通过公共渠道予以发布，以便市民及时了解并实时反馈意见和建议。

如果事情的结果是八位副市长到了年底，自己向市民讲述相关工程项目的完成情况，则不免让人有些遗憾。公众更愿意看到政府与人大之间的良性互动，更愿意看到人大在现有的权力结构中发挥更为积极有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