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净福利与社会公平”系列评论之二

政府对外来工在社保、医保及其他福利保障上所做的刚性支持是不够的，这直接导致了外来工缺乏起码的利益博弈能力，存在被资方削减收入福利的可能性。因此，深圳首先应对外来工群体进行集体反哺。

去年年底，深圳市推出《深圳市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以下简称《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不少专家称，深圳民生净福利指标对全国有示范意义。

深圳经济在国内是比较领先的，其情形恰如法国经济学家佩克罗斯所描述的：“社会生产聚集总是在经济发展冲动的地区率先实现，经济发展的这种极化叫‘增长极’。在增长极，人力资源迅速聚集、资金迅速聚集、主导产业迅速聚集。”但在发达表象的背后，却是土地、水、电以及其他能源成本的高涨，民众的居住、生活与就业成本的上升。虽然深圳居民的工资与公共福利也在增长，但速度远远落后于令人炫目的ＧＤＰ与财政收入，以至于人们感觉不到生活水平的进步，甚至感觉到相对倒退，尤其是许多外来人口，经常为没有分享深圳经济发展蛋糕而愤愤不平。

对于深圳来说，所面临的最大考验正在于此：增长极的“极化效应”还在不断强化，即增长极以较强的经济实力，将周围区域的自然与社会经济潜力吸引过来，劳动力、原材料、投资、相关配套企业，无一不为我所用。而增长极的另一大效应——“渗漏效应”却依旧处于“缓慢滴水”阶段——除了吸收剩余劳动力之外，广大外来中低端就业者的技能和待遇没有太多的提高，只能维持基本生存；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公共服务基础薄弱，这就造成两极分化现象，ＧＤＰ一路狂飙，但国民个体收益与公共福利难以摆脱有限补给的束缚，形成ＧＤＰ汪洋中的孤岛。如果ＧＤＰ是水，国民福祉就是缸，水位猛涨，水缸却不够厚实，终有一日，水会溢出水缸，甚至导致出现缸破水尽的局面。

因此，我愿意把《指标体系》看做深圳在“后ＧＤＰ时代”的意识觉醒。所有增长极的利润与积累，并不应该仅仅呈现为机器、厂房、高楼乃至ＧＤＰ的增加或者增长，而更应该着力于落实本地与外来人口经济收入的普遍提升、公共服务水准的进一步提高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积极完善。

《指标体系》新思路之一，应是变“藏富于政（府）”为“还福（利）于民”，“还福于民”的前提是要消除二元体制。毋庸讳言，深圳与国内其他城市一样，二元体制的痕迹不可避免地遗留于身。深圳有关内与关外的地理区分，有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户籍区分，有“上岸”农民与传统市民的身份区分。这是历史留给深圳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二元体制的最大弊端除了起点差异性外，更体现在资源二次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比如，同样身为纳税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相差悬殊。在家庭福利收入，缴纳收入税、国家保险税和地方税，获得教育、医疗等各项福利津贴方面，公共服务没有起到调节与救济的功能，反而继续拉开了双方差距，这构成了相当程度上的“贫富倒挂”。

诚然，在深圳的外来人口中，有很大数量的低学历、低技能外来工，不少声音也据此认定其收入微薄与其学历技能息息相关。不过，我们必须承认，深圳经济正是有赖于这些“廉价劳动力”的供给，才获得了比较优势从而起飞。政府对外来工在社保、医保及其他福利保障上所做的刚性支持是不够的，这直接导致了外来工缺乏起码的利益博弈能力，存在被资方削减收入福利的可能性。

因此，深圳首先应对外来工群体进行集体反哺。包括展开广泛的、低门槛的外来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以有效的行政与法律干预，保证外来工的基本权利不被资方剥夺，同时在教育、医疗、公共卫生乃至国民文化娱乐设施等领域，加快对外来工群体的倾斜力度，吸收更多具有专业技能的外来工成为户籍人口。

这种消除二元体制的努力，还应体现在对关内与关外公共服务差距的消弭、对“上岸”农民与传统市民的待遇一体化上。关外与关内的差距，体现在治安、交通、环境保护、卫生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短板”上，这是关外“脏乱差”的主因，而关外又主要是广大外来工工作居住之地。因此，笔者建议，包括廉租房建设、警力投入、交通资源合理规划、社区医疗布局等，都要更多地用于关外，这样对深圳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

至于“上岸”农民，虽然他们中部分人获得了一定的经济补偿，也有政府提供的就业培训工程。但长期形成的“身份差异意识”及农耕文化还在，部分“上岸”农民要么将收入过多用于消费，要么当“黑建筑”的“收租公”，他们对城市主流文化存在深刻的隔膜与困惑。这就要求政府不但要提供简单的就业培训，还要从心理咨询、文化融合等“软建设”上下更多工夫。

综上所述，《指标体系》是深圳市委、市政府转变管理思维的体现，而逐步消除二元体制、落实“还福于民”，则是其中关键的一步。

编辑：上官